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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道出真實情況。不，對絕不會道出真實情況這一點體會最深的恐怕還是鈴木明本人吧。

我看了曾參加南京攻陷戰的高階軍官們以證人身份出庭參加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供的證詞後，已深深地感受到這一點。從鈴木明的採訪報道中得知第十三師團和第十六師團有關人員的談話，則加深了這種感受。

採訪當事人，道出事實情況，這種採訪報道誠然是～種歷史的敘述。可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往往只是把這種採訪報道當作史料來處理。因此，我認為與已有的記錄史料一樣，對採訪報道當然也需要進行史料批判，尤為難得的是進行採訪報道的作者本人批判性地聽取當事人的談話。在開始採訪時就抱有使之成功的想法去採訪，那怎麼能期望他會有批判性的態度呢？如果預先說出結論性的話，那本採訪的結果自然也一樣了。

作為反映南京事件的有關歷史著作，我寫過《近代戰史之謎》（一九七六年人物來往社出版）。而且，我之所以將該書的後半部分的增訂版《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新人物往來社出版）公開出版，誇張地說則是出於一種使命感。其中之一就是出於自己必須捷足先登的好勝心理，因為當時有關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的資料，除了我與之有聯絡的大學圖書館有收藏外，尚未公開。因此，看到鈴木明對南京事件的批判性文章後，我自然不能保持緘默，視而不見，結果便成了不倫不類的“專家”。

那時鈴木明已在《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號上發表《“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文章，但該文還不是採訪報道。對此，我在拙著《南京事件》書後的追記中敘述瞭如下感想：

據說，鈴木明曾經將田伯烈編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和《遠東國際軍事審判速記記錄》逐字逐句地反覆閱讀數遍。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質問：“這裡面所寫的有多少是真實情況？”而且，他說，姑且不說中國人和外國人的證詞，即便是日本人的“坦白”（儘管幾乎沒有什麼坦白），其內容也根本不存在能使研究者得到認可的東西。這就是說，我們迄今為止一直信以為真的“大屠殺”是一種“無稽之談”。

正因為是一起非常重大的事件，自然會出現傳說。然而，如果不對我們現今能利用的全部資料進行批判地研究，就不可能輕而易舉地區別真實與無稽之談。就此意義而言，這次《南京事件》重新出版，自然為此起到

了提供資料的作用。不過，筆者另外還在為南京事件等手進行資料集的編輯出版準備工作。

此外，據鈴木明說，防衛廳資料室（或是戰史室）指出，自昭和九年起迅急增加的日本軍隊“素質下降”是在南京發生屠殺事件的原因。這種看法是：因兵員的激增，訓練忙不過來，結果難以維護軍隊紀律。頗為有名的日本的軍隊教育果真是那樣差嗎？而且，這種看法似乎把軍隊看成是把劣質的“平民百姓”訓練成堅如不屈的戰士的練武場所。但是，我們的看法卻與此截然相反。正如本文所敘述的那樣，軍隊正是這樣的場所，即：透過訓練與教育，將單純的青年培養成無動於衷地幹出殘酷行為的那種兇猛計程車兵。恰如美國青年在海軍陸戰隊的軍隊生活中透過徹底的殺人合理化教育，成了職業殺人者（參見麥克林著、鈴木主稅譯《人性的崩潰：在越南的美國士兵的證詞》）。

關於《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號所載文章，我不想再作敘述了。我閱讀了收編在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裡的文章，發現有相當一部分是後來補充進去的，其中也包括若干有問題的記述。此外，有的記述儘管是很重要的，卻被刪除了。同此，我想就這些問題談幾句。

在單行本中刪除的，是有關“砍殺百人比賽”的文章，它雖是與本文無直接關係的問題，但我還是先將它提出來。鈴木明在原來的文章中是這樣敘述的：

我看過刊登在《中國》雜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號上的報道，內容是說“我親耳聽到N少尉說過關於砍殺百人的話”，其中有“N少尉作為戰犯在南京被槍決”這麼一句。可是，關於此事已無從查證。

在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裡，這段報道乾脆給刪掉了，卻不知是什麼原因。當事人N少尉在母校的小學生面前恬不知恥地說，當時，“砍殺百人”就是砍殺俘虜，這一事實曾刊登在《中國》雜誌上，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清楚。可是，鈴木明不惜耗費財力，不辭辛勞地進行了採訪，卻為何偏偏不去採訪此人，不寫此人的採訪報道呢？鈴木明不僅沒有這樣做，甚至連前面已經引用過的報道也刪除不用。　當然，N少尉的實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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