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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跟二姐同住邊區政府院裡的馮韌大姐說，梁漱溟去那裡看望我二姐時，二姐哭了，哭得很傷心。她一定是見到梁漱溟後，想起他們年輕時和孫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經那樣志同道合，都不喜歡*專制，而今能否殊途同歸？馮韌大姐告訴我，二姐哭著說梁漱溟“你對不起炳文”時，梁漱溟一直低著頭，難過的樣子，沒說什麼話。

那年10月，維世從蘇聯回國。二姐在延安聽到傳說，說維世走到途中什麼地方，被國民黨方面扣住關了起來。她怕這是真的，急匆匆來找我，焦慮之極。作為母親，她十分擔心女兒性命，哭得非常厲害。她哭著說，她要是沒了維世這個寶貝女兒，她簡直就沒法兒活了，維世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她就找蔣介石拼命去。那時，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經不輕了，就勸她彆著急，不會出事兒的。

過些天，在胡宗南進攻前，延安準備疏散的時候，二姐前來幫我收拾東西。那時，延安平劇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門外中央黨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裡的我家窯洞告別了。她千叮嚀萬囑咐，讓我千萬帶好組織關係，別弄丟了。“組織關係”是寫在紙上的黨員證明，那時候人員調動，都自己帶著。二姐讓我拆開棉襖衣襟，把組織關係藏在棉花團裡，再縫上。她囑咐我，萬一遇到敵人，寧可把這張紙嚥進肚裡，也不能讓敵人拿到。她還讓我到哪兒都在意著點兒，一定要沒病沒災的。跟我分手後，二姐就從邊區政府出發離開延安了。過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劉競雄一路步行，從延安走到了晉西北。到山西后，我們住在扈家溝，聽說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維世回國後，也到三交來，陪著母親參加搞土改。但是二姐病重，她們就離開了，我沒見到。

沒想到，再見到二姐，竟是在她彌留之際。1949年，我參加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我心想，二姐和維世一定也來參加這個會。我在會上到處找她們，可是找了幾天沒找到。會快結束了，也打聽不到。我知道二姐身體不好，心裡非常著急。一天剛散大會，我看見鄧穎超同志還在臺上，就不管不顧，徑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問：“鄧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維世她們現在在哪兒嗎？我一直找不到她們。”鄧大姐見是我，說，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醫院，去了一個月了，維世也在那裡照顧她。孫泱先前也在那裡，後來要去東北工作，走了，就維世一個人在那兒陪著了。

我趕緊跟住在清華的三姐聯絡上，4月9日，一塊兒坐火車趕到天津去看二姐。那時我的大女兒喬喬才四五個月大，還在吃奶，必須帶著。我們就把從延安帶出來的保姆唐來春也帶上，讓她抱著喬喬。唐來春是陝北人，是我在延安生了喬喬以後，住在寶塔山時，組織上給僱的。她從延安開始照顧喬喬，一直跟隨我們進了北京。　。。

二姐任銳（任緯坤）的一生：發孫炳文未竟之志（9）

在天津的病房裡，我和三姐看到了二姐和維世。二姐已十分消瘦，臉上蒼白沒有血色，也沒有皺紋，看上去竟年輕。維世輕輕叫媽媽：“媽媽，三姨和六姨來了。”二姐睜眼看見我們，但已病重說不出話。她拉住我三姐的手，看了半天。她和我三姐是抗戰前分手的，十幾年沒見了。維世說，媽媽前幾天還問三姨、三姨夫和他們每個孩子的情況呢。二姐又拉住我的手，攥緊了，盯著我看，看了許久。我看見一行淚水，從她眼角流下，不停地流，知道她不願離開妹妹們，捨不得我這個小妹妹。看著二姐，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二天——1949年4月10日上午，二姐就去世了。我這才明白，她在等我們。我跟二姐在延安分手前，她還從延安南門外走好幾里路，到北門外黨校來看我，怎麼會忽然就沒了？我實在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二姐一輩子歷盡辛苦，奔波革命，可是我知道，她多愛她的家啊！她愛父母，愛姐妹，愛丈夫，愛孩子。1939年時，她在給我的信裡寫道：“六妹！我經常地回憶著離開我們長逝的母親的生前的一切：她的艱苦，她的賢明，她的智慧，她的勇敢，她對父親的多情……父親有信沒有？他老人好嗎？我寫過一封信去，也沒有迴音。不知是他來的信我沒收到？還是我去的信他沒收到？想到這個年高的老人，我也有些心酸！他這一生，女兒對他的孝養是沒有希望了！因為我們姊妹已經離散！尤其是你和我，回去孝養他老人的機會太少了！六妹！希望你趕快把他老人的情況告訴我……我本來準備給你寄錢去，因為工作中止，又要稍緩時日。魯藝畢業後，打算怎樣？接大姊三姊信沒有？知名甥（名世是我的外甥）近況否？此子半載不通音訊，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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