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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反而鮮為人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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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聞一多《端午考》。又北朝魏收《五日》詩云：“因想蒼梧郡，茲日祀東君。”似乎直到南北朝，南方還儲存著端午節祭東君的習俗。

屈原與楚國最高統治集團的衝突，出於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針上，屈原主張與強秦對抗，具有遠大眼光。而懷王貪利受騙，頃襄王畏怯妥協，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確主張，反而因為他堅持己見而加以懲罰。在內政方面，屈原主張“修明法度”、“舉賢授能”，實行使國家富強的“美政”。他嚮慕儒家傳說中的聖君賢臣，對政治抱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態度。同時他又蔑視那些貪鄙的貴族，主張改革內政，這當然也會使許多人與他為敵。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劇的重要原因。從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個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這種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層權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難以在這個圈子裡長久立足。還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時候，上官大夫就輕而易舉地使懷王疏遠了他，這不能說完全是由於懷王的昏庸（否則無法解釋懷王起初怎麼會重用他）；應該說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義態度，同實際的政治環境本來是難以協調的，何況當時楚國又正呈現衰亂的狀態。在歷史上，像這種詩人氣質與環境的矛盾，不斷地造成人生悲劇，同時也造就優秀的文學。

屈原的作品，在《史記》本傳中提到的有《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懷沙》五篇。《漢書·藝文志》載屈原賦二十五篇，未列篇名。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所載也是二十五篇，為《離騷》、《九歌》（計作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而把《招魂》列於宋玉名下（《漢書·藝文志》基本上是以劉向、劉歆父子《七略》為依據，《楚辭章句》則是為劉向所編《楚辭》作的註釋。所以這兩種理應是一致的）。可知對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歸屬和真偽，漢代就存在爭議。大致說來，現代研究者多認為《招魂》仍應遵從《史記》，視為屈原之作；《遠遊》、《卜居》、《漁父》，則偽託的可能性為大。

第三節　《離騷》和《九章》

《離騷》和《九章》，都直接反映了屈原的生活經歷，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離騷》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詩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餘字，是中國古代最為宏偉的抒情詩篇。其寫作年代，或以為在懷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後；或以為在頃襄王時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後。

《離騷》的題旨，司馬遷解釋為“離憂”，意思尚不夠明白；班固進而釋“離”為“罹”，以“離騷”為“遭憂作辭”；王逸則說：“離，別也；騷，愁也。”把“離騷”釋為離別的憂愁。二說均可通。

儘管對《離騷》的寫作年代和題旨有不同說法，一時難下定論，但仍可這樣明確地概括：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嚴重挫折以後，面臨個人的厄運與國家的厄運，對於過去和未來的思考，是一個崇高而痛苦的靈魂的自傳。

我們可以把《離騷》分成前後兩大部分。從開頭到“豈餘心之可懲”為前半篇，側重於對以往經歷的回顧，多描述現實的情況；後半篇則著重表現對未來道路的探索，並主要透過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詩人自我、“靈脩”（即楚王）和一群“黨人”，構成激烈的矛盾衝突。

從第一句“帝高陽之苗裔兮”開始，詩人使用大量筆墨，從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說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貴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對楚國的興亡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他記敘自己降生在一個祥瑞的時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賜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強調自己稟賦卓異不凡。在此基礎上，詩人進一步敘述自己及時修身，培養高尚的品德、鍛煉出眾的才幹，迫切地希望獻身君國，令楚國振興，使楚王成為“三後”和“堯舜”一樣的聖明君主。總之，詩人自我的形象，代表著美好和正義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張，能夠把楚國引向康莊大道。

“黨人”即結黨營私的小人，是同詩人敵對的、代表邪惡的一方。“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他們只顧苟且偷安，使得楚國的前景變得危險而狹隘。而且，他們不但“競進以貪婪，憑不厭乎求索”，還“內恕己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妒”，認為詩人受到重用阻擋了他們的道路。於是謠諑紛起，“謂餘以善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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