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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運動的做法。於是,他決定抗爭,從而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爭論。斯特蘭德拒絕重新考慮解僱他的決定,因為“斯皮策熱衷於黨派活動”,“他和妻子在校園裡為蘇聯進行宣傳”。當地報紙支援校長,聲稱“對於滲入教師隊伍的赤色分子和外來同黨必須像消滅白蟻一樣加以清除,不准他們在校園裡毒害青年”。後來,華萊士對解僱事件表示抗議,全國性的報紙以醒目標題予以刊登。斯特蘭德立即反擊,指責華萊士是“不誠實的赤色分子”。當鮑林以校友和美國化學學會主席的雙重身份向斯特蘭德寫了一封語氣強硬的抗議信後,他又立即應戰。“你採取這樣的立場是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他在一些給鮑林的信中這樣說道,“如果說,由於這一事件使俄勒岡州立大學失去你的尊敬和支援,那麼我要說的是,你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失去了你的幫助,我們照樣能活得很好。”斯皮策只得向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求助,但教授協會害怕被人說成“顏色偏紅”而拒絕幫助他。斯皮策最終為了能在化學界覓得一個職位,只得放棄專業,離開家園,到加拿大去另謀生路。
同時,在離鮑林家較近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在1947年春季宣佈對僱員實行新的效忠宣誓制度。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報告的大肆渲染下,公眾認為該校的伯克利原子研究中心庇護了赤色分子,因此校務委員會急於想透過此舉扭轉自己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趕在議會透過更為嚴厲的效忠宣誓法案之前搶先行動。按校方的計劃,每個教師都要書面保證自己不是共產黨員。
儘管多數教師對此表示服從,仍然有一些教師拒絕簽字。經過校方與教師的多次談判,拒絕簽字者逐漸減少,最後只剩下少數幾個人堅持不公開個人的政治觀點而拒絕簽字。校方以違規為由將他們解僱。其中有一個是鮑林以前的學生奧高曼,他被解除了在聖巴巴拉分校的教職。奧高曼是一個業務熟練的化學家,但他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被迫在一個牧場當了一年之久的僱工。鮑林盡力給予幫助,為他寫熱情的推薦信並給他鼓勵,但奧高曼的職業生涯還是無可挽回地被耽誤了。
斯皮策。奧高曼和其他一些因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失去工作的科學家,先後找到鮑林並向他訴說反共運動對他們的迫害。看到那麼多人的科學生涯被效忠制度所毀滅,鮑林更加增強了與之鬥爭的決心。對凡是受到政治迫害而來求助的人,鮑林總無一例外地給予幫助。他本人並不招聘這些人——他在選擇自己的研究人員時非常小心,唯恐招聘政治上有爭議的人會被理工學院董事會否決——但他確實利用自己作為美國化學學會主席和著名學者的影響力寫了許多推薦信,幫助這些人找工作。然而,這種努力收效甚微。一旦哪個研究人員,特別是剛工作不久的年輕人,被認為是威脅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或者經效忠制度審定為需特別防範者,或同情共產黨的嫌疑分子,那麼大多數學校和研究機構都會拒絕聘用他們。因為僱傭這些人得冒很大的風險,特別是對那些接受聯邦資助因而受到效忠制度制約的機構更是如此。而在戰後,絕大多數大學研究機構均屬於這種性質。這一形勢與當時電影界被列入黑名單的作家和導演所面臨的情況相仿,只是在科技界涉及到的人更多,而卻較少為人所知。被列入黑名單的科學家中,少數人在私人企業的實驗室裡找到了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幾十個,幾百個,也許上千個,無人知道確切的數字——只得放棄努力。
只要有機會,鮑林總要公開批評效忠宣誓的制度。1949年5月,他參加了美國公民自由協會在洛杉磯組織的一次關於學術自由的小組討論會。面對眾多記者,他公開宣告反對以任何理由解僱教師——除非他不務正業,僅因某人是共產黨員而把他解職是缺乏充分理由的。《洛杉磯時報》隨即在一篇社論中攻擊鮑林的立場,斷言“沒有人能夠身為共產黨員而又同時貫徹學術自由”。《帕薩迪納日報》的標題是“鮑林庇護赤色教師”。
1949年秋季,鮑林宣佈他將組織和率領美國代表團出席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有爭議的美國大陸爭取世界和平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西半球各國,會議內容是討論美國和蘇聯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這次大會很快被指責為是由共產黨人發起和組織的,後來的事態也確實證明這種指責是正確的;但是這種指責對鮑林夫婦並沒有產生影響。他們喜歡墨西哥城——愛娃熱愛世界各國的民間藝術,花費了很多時間在市場上搜尋能夠豐富自己收藏的工藝品——但覺得此次會議索然無味,充斥著庇護蘇聯、攻擊美國的冗長髮言。輪到鮑林發言時,他採取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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