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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28日，正值鮑林50歲生日。鮑林吹滅了下屬為他烤制的生日蛋糕上插著的蠟燭，接受了同事們的良好祝願，然後向《國家科學院學報》寄去了一篇論文的手稿。此文題為“蛋白質結構：多肽鏈的雙氫鏈螺旋結構”，作者署名為鮑林、科裡、布蘭遜。這篇論文完整而又非常詳盡地描述了阿爾法螺旋和伽瑪螺旋的結構。

在等待這篇論文正式發表的時間裡，鮑林的情緒興奮異常，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逢人總免不了要吹上一番，敘說這一研究工作是多麼重要，他們的成果具有怎樣的獨創意義。“我們預測的結構與文獻中介紹的他人成果不同，差別就在於我們的結果非常精確，而他人的成果則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之處，”鮑林在寄出論文後的幾天裡寫信給韋弗時這樣說道。‘哦認為，在一定意義上，這一結果標誌著蛋白質結構問題已得到最終解決。“韋弗也感到非常高興，自己在這二十年裡對鮑林的資助總算沒有白費，因此，他立即派遣洛克菲勒基金常駐記者和出版人喬治·格雷到加州理工學院採訪，為基金受託人準備一份全面的報告。格雷發現，鮑林是一位非常理想的作者，一位懂得怎樣使用平易生動而又豐富多彩的語言來介紹自己研究工作的科學家。（”我可以設身處地地將自己看作為原子，“鮑林對他說道。”我問自己，要是我是一個碳原子或鈉原子，我將會做些什麼。“）韋弗開始重新考慮，要不要為加州理工學院的化學和生物學追加幾百萬美元的資助。鮑林在論文尚未刊出以前，還曾寫信給《科學美國人》雜誌編輯丹尼斯·弗拉納根，稱他和科裡已經攻克蛋白質結構的難題，同時還加上了一句：”在我看來，這是最近25年、或許是最近50年裡這一領域中邁出的最為重要的一步。“弗拉納根迅速回信，索取有關這顆”重磅炸彈“的更加詳細的資料，同時還請求鮑林為這家雜誌寫一篇關於蛋白質結構的文章。

第一篇論文只不過是引子而已。看來，關於阿爾法螺旋和伽瑪螺旋的結果一旦發表，問題得到解決，一直縈繞在他頭腦中的其他蛋白質結構問題解決的思想也就非常清楚了一切事物都開始各就各位。他和科裡一起，整個3月份都花在撰寫有關蛋白質結構的其他幾篇論文上。“目前我已忙得不可開交，幾乎雙腳著地的時間也沒有了，”鮑林在3月中旬給一位他從前的學生的信中這樣寫道。“連續不斷日以繼夜地工作，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從二十年前尋找化學鍵的早年歲月算起，這是他從事的最為舒心的科學研究。對於這一成果，連他本人都感到驚奇不已。

4月初，鮑林和科裡又向《國家科學院學報》寄去了一組論文。這是20世紀科學史上最不尋常的幾組論文之一。這組論文共有七篇，幾乎戲劇性地佔去了該刊5月號的全部版面。這幾篇文章對蛋白質的片層結構作了詳盡的論述，為羽軸找到了一種新的模型，提出了關於人造多肽、球狀蛋白和肌蛋白的新的思想。對於鮑林來說，最為令人激動的是，為肌腱中的一種重要蛋白——膠原蛋白，找到了他所說的“一種使人目瞪口呆的結構”。他相信，在膠原蛋白中，有三個螺旋相互盤繞，形成了一根單一的腱索。

世界上任何一位研究蛋白質的學者，馬上都會體會到鮑林這一研究所具的深遠意義。鮑林設想的這些結構非常完整，而且又極為詳盡。這是一個研究領域，諸多現象以前從來沒有見過，而現在，一下子什麼事情都冒了出來：就像一位學者，畢生都在從事某一項可敬的研究工作，有朝一日，突然柳暗花明，奇思猶如泉湧，結出碩果累累；又像一位作曲的音樂家，在同一天時間裡一口氣創作出七部交響曲來。

在英國，布拉格剛剛讀到這些論文，就像中了邪一樣，一頭衝進了亞歷山大·託德在劍橋的化學系辦公室。託德是一位著名的有機化學家，也是鮑林的老朋友。託德在此之前從來就沒有在劍橋大學這個地方見到過這位名叫勞倫斯·布拉格的人。他馬上就注意到這位物理學家漲得通紅的面孔，同時也看到了他抓在手裡的東西——鮑林的論文。“我對他說，我能在化學系辦公室見到他非常高興，問他是什麼東風將他吹來的，”託德回憶道。布拉格“頭腦處於某種發熱的狀態”，想要知道在鮑林的螺旋結構和他本人早先提出的模型之間人們該如何作出抉擇。託德在此之前已經讀過鮑林的手稿，因此直言他肯定要選鮑林的結果，因為其中的肽鏈具有平直的特性。而布拉格聲稱，肽鏈不可能是平面鏈，此時，託德向他介紹了有關共振結構和多鏈特點的知識。“要是你以前向我核對，我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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