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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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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事,關於這方面詳細的情況傳訊鮑林,一定是很有意義的。”

在孟德爾給託德審閱鮑林的檔案時,這位新任參議員很快就斷定,鮑林很可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曾徵集過鐵幕背後的簽名來為他1958年請願書壯聲勢。雖然這次請願活動已過去兩年,但鮑林譴責美國軍國主義的言論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託德的推理,如果真要恢復核試驗,就一定要表明鮑林這類人物的活動是共產黨“和平攻勢”的組成部分。託德對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的攻擊已經收到了成效,審查鮑林必將成為對這類和平團體的又一個打擊,也許還有助於在選舉年裡增強民主黨堅決反共的聲望,託德批准了傳訊鮑林的行動。

他並沒有料到他會得到怎樣的結局。

鮑林在看到這張傳票後,馬上就打電話給威林。第二天,威林就來到華盛頓。在鮑林居住的旅館房間裡,兩個人商量了好幾個小時。從傳票所用的語言來看——要求鮑林出證,“就共產黨人參加或者支援的禁試宣傳活動,以及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陣線的活動,提供你所瞭解的情況”——兩人一致認為,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一定會利用有關鮑林的全部檔案,特別是麥卡錫在以前用過的指控材料。但在接到通知後這麼短的時間裡就要制定一種對付的策略,而且又不清楚託德具體會問些什麼,確實是一件難事。鮑林和威林以前都經歷過這一類事情,兩人都知道,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一個人進行政治迫害,既可以損害這個人的名譽,又用不到提供任何證據。託德使用的是釣魚上鉤的策略。如果不想成為他的戰利品,唯一的辦法就是反過來將他置於受攻擊的地位。他們認識到暫時只能使用鮑林在護照問題上用得非常成功的戰術:透過新聞媒介開展一次強有力的宣傳攻勢。

在預定出庭的前一天,鮑林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他對每位趕來的記者們說,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傳訊,明顯的用意是要切斷公眾瞭解核試驗資訊的渠道,實質上也是對人權的侵犯。這是鮑林公開進行艱苦卓絕的戰鬥而開出的第一炮。

鮑林和威林到達聽證會現場時,得知聽證會將延期一天舉行,理由是參議院正在開全會。他們還得到通知說,第一次聽證將以行政會議的形式進行,並且不對新聞界和公眾開放。這是在公開舉行聽證會以前,允許小組委員會蒐集和篩選有關資訊而經常採用的第一步。

鮑林和威林很快就感到,他們決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兩個人心裡都清楚,私下裡開庭,小組委員會就可以一手操縱新聞的釋出,因此就能控制輿論界,從而也就奪去了鮑林手中最為銳利的武器。他們立即與有關方面交涉,堅決要求進行公開的聽證。

小組委員會的一些成員讀到了第二天上午《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篇社論。社論嚴厲批評了託德,認為這是“非常愚蠢的政治騷擾”。小組委員會經過秘密磋商,同意聽證會公開。參議院辦公室新大樓的聽證室大門開啟了,爭取和平與自由婦女國際聯盟的積極分子在愛娃帶領下,蜂擁而入。不管還會發生怎樣的情況,鮑林至少得到了對自己持同情態度的聽眾。

銀髮滿頭的託德擊槌宣佈聽證會開始。首先,他要鮑林放心,表白“我們在此並無敵意,對你根本就沒有敵意”,並說“我個人對你就沒有惡意”,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這次聽證會“都不是要折磨你,或者騷擾你,或者找你的麻煩”。到此時為止,鮑林和威林的策略還是起了作用的。

接著,鮑林宣誓作證。小組委員會顧問索懷恩讓會議立即進入正題。此時,鮑林為什麼出現在這一場合就變得非常清楚了,索懷恩提問的中心只有一個:要是鮑林沒有一個很可能是共產黨的大型組織撐腰,怎麼可能徵得那麼多人在他向聯合國提交的請願書上簽名?鮑林身著整潔合身的西服,彬彬有禮而又無可挑剔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他是否願意向小組委員會提供幾份請願書簽名人的名單?可以,儘管他沒有這個義務;至於這些人的名字嘛,小組委員會應當是知道的,在聯合國那裡就不難搞到。

他是否願意向小組委員會提供他曾發信徵求簽名的人的名單?願意,而且他樂意這樣做;一旦回到帕薩迪納,找到這些人的名單,就可以提供。

他是否願意向小組委員會提供那些幫助填寫請願書的人的姓名,還有那些簽名不止一次的人的姓名?此時,鮑林遲疑了一下。“我感到自己有義務關心曾為這次請願服務過的人,”他說。“我擔心他們也會像我在這裡受到的對待那樣,被傳訊到這個小組委員會來接受審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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