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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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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張勳復辟。王國維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滅。

1922年,由升允的推薦,到清宮裡去教溥儀的書,王國維視為一生莫大的榮譽。1923年,王國維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個時候溥儀已經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內依然保持皇家體制,稱朕稱詔敕,保持君臨天下的態度。跟隨他的人,依然稱陛下,稱皇帝,不改忠義之心。王國維進入清廷南書房,屬於特恩直拔。由一個秀才榮升為“帝師”,欣然從之並深感溥儀的知遇之恩。後溥儀又賞他“在紫禁城騎馬”,他更看成深恩厚澤,時時在想如何感恩圖報。當1924年馮玉祥的軍隊到北京,逼逐溥儀出宮時,王國維陪侍左右,頃刻不離。

1923年,張勳病卒,王國維替溥儀起草碑文。他從忠武、節義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運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義之至乃無所為而為,雖質文有殊尚之時,而名節無或刊之日。”

1924年,王國維撰寫的《論政學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論文章,其主題是從中西學術的發展和相互影響的角度闡明自己的見解,意在揚中抑西,“原西學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而中國此十年中,紀綱掃地,爭奪頻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於此……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尚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

王國維對中國古代的君臣綱紀等思想,不僅流露出嚮往與堅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決心。作為“文化遺民”,王國維看中的正是“道”、“節義”、“綱紀”等文化觀念體現出的精神價值、社會責任和道義擔當。

王國維無疑是中國早期文化保守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北洋軍閥的混戰荼毒蒼生,南(廣州軍政府)北(北洋軍閥政府)軍事對峙與政治議和波折不斷。面對這種世界性的社會鼎革與時代動盪,王國維憂心忡忡,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時局如此,乃西人數百年講求富強之結果,恐我輩之言將驗。若世界人民將來尚有孑遺,則非採用東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學術探尋真理,借學術賡續思想,是王國維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國維“文化遺民”身份的標誌性特徵。

《殷周制度論》是王國維1917年撰寫成的一篇探索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的學術大作,曾被新舊史學家奉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變革,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與後世帝王的取、守天下無異,但從本質看,實為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立制的本意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他將周代的政治興亡與道德聯絡在一起,探討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於尋找“萬世治安之大計”,正如他給羅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可幾亭林先生。”

1924年,馮玉祥率軍“逼宮”,溥儀先藏於日本公館,後又移居天津張園,苟安一時。此時王國維已是受過溥儀冊封的命臣,對於革命軍撕毀民國優待皇室的條件非常憤怒,引為奇恥大辱,便約羅振玉、柯蓼園同沉神武門御河,後因家人極力阻攔、嚴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表《儲存大宮山古蹟宣言》,對清皇室破壞大宮山古蹟提出批評。王國維知道後馬上衝冠而出,為清皇室辯解。他長久地處在憂患中不能自拔,甚至於聽說有人在紫禁城坤寧宮撿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觀。

【辮子】

1927年,王國維51歲。清華園裡惟有兩人,以其最獨特的方式固守著自己原有的信仰。他們留著辮子,毫無顧忌地行走於大庭廣眾之下。學生們因景仰他們的人品,沒有人強迫他們剪去腦後那帶有特定含義的辮子。這二人,一為梁啟超,另一位就是王國維。在王國維女兒王東明的記憶中,父親“每天早晨漱洗完畢,母親就替他梳頭,有次母親事情忙了,或有什麼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對話】

王國維是保守學者的代表,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這兩個本有著截然相反的學術理念的學者,卻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話。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7年後回國,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後在《歸國雜感》中寫道:近幾年的學術界“文學書內,只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記有:“讀王國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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