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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年代效率是很高的，五天後，即26日清晨，徐向前即率部出發，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前往送行。望著徐向前等人漸漸遠去的身影，劉伯承說：“冀南情況複雜，又是大平原，打游擊可比不了山地。向前同志的這副擔子可不輕呢！”鄧小平說：“這副重擔，非他挑不可。”從這個時間順序上我們不難看出，冀中的確如聶榮臻所說的，“是我們黨在平原上開創的第一個根據地。”有了冀中做例子，在能否在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已變得十分肯定，相當樂觀了。不過，這是毛澤東給黨內高階幹部的指示。在公開場合談及這個問題時，毛澤東仍是十分謹慎的。

1938年3月15日，毛澤東對即將去敵後工作的抗大學員講：“抗大三期的同學要畢業了，軍委直屬單位也有一些同志要到前方工作，我今天來給你們上一課。課題是：古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

《水滸》上魯智深曾經大鬧五臺山，今天聶榮臻同志也在大鬧五臺山。他率領八路軍一部分隊伍，在那裡建立了第一塊抗日根據地。他比魯智深厲害得多呢！老百姓講，聶司令下一道命令，平漢路、同蒲路上的火車就開不動了。”

毛澤東講，“到敵後去抗戰，就是學聶榮臻同志，就要像下圍棋一樣，先做好‘眼’。我們黨要在敵後建立起星羅棋佈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又具體指出：“太行山、呂梁山、大青山、沂蒙山、大別山、洪澤湖、太湖、茅山、四明山、天目山等地，是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最理想的所在。”

可見，在那時，毛澤東仍主要是把山區看做可以做活的“眼”。

1938年5月，冀中根據地已初步建立，而毛澤東發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時，仍說在平原地區能否建立長期支援下去的根據地，還需在實踐中得到證明。

毛澤東對在平原建立根據地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很正常的。因為在此前，共產黨只在崇山峻嶺之中建立過根據

地，還從沒到像冀中這樣的敵偽眼皮底下的大平原建立過根據地。黨內不少人對此的確信心不足。正如聶榮臻所指出的：“開展平原游擊戰爭，困難確實更多一些。過去，由於我們黨的根據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產生了錯覺，以為只有深山峻嶺才能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太強調了地形的決定作用。”

十年內戰時期，紅軍戰士習慣於在山區作戰、生活，乍一到平原，就會覺得空蕩蕩的不踏實，回到山區，就如同回到故鄉一樣高興。程子華在回憶起紅25軍在1934年的一段戰鬥歷程時，說：“上了伏牛山，戰士們都喜形於色，非常活躍。因為長期習慣山地作戰，這些天全在平原上緊張的行軍作戰，很不習慣，現在又上了山，戰士們高興是很自然的。”由此不難理解，一些長年戰鬥在山區的幹部來到冀中，看到這樣的地方居然有這麼好的根據地，自然感到十分新奇。一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徵的老紅軍回憶說：我參軍後，淨是戰鬥在貧窮的山溝，一直沒看見過平原，這次一過鐵路，就望不見山了，一馬平川，真是村莊稠密，處處飲煙啊！真是與山地感覺大不一樣。如果說，在十年內戰時期，曾有人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對我們黨能否在山區創立根據地表示懷疑，那麼，在抗日戰爭階段，也有人對在平原地區能否打紅旗，表示疑問。不過，實事求是地說，這種懷疑並不是一點道理沒有的。要在平原地區堅持抗戰，就是要比山區更困難一些。其實，早在1939年，一二〇師政委關嚮應就曾闡述過這個道理。他說：“經過敵人五次戰役‘掃蕩’之後，冀中所有城市俱被敵陷。這裡必須瞭解，城與城之間的距離很近，從十八里到六七十里。我們的兵團——遊擊部隊即在這種狹窄的地區艱苦奮鬥。”這裡提到的“敵人五次戰役‘掃蕩’”，是指日軍從1938年底至1939年初，對冀中的五次圍攻，經過這五次進攻，日偽軍佔去了冀中全部縣城和一些重要市鎮。

這樣一來，敵軍不僅在冀中四周駐有重兵，在冀中腹地，也擺上了子。形勢更加嚴峻。關嚮應說：從冀中的具體局勢看，即可以意識到那是一種怎樣艱難的環境。很明顯，在那樣密集的據點之間的狹窄地區遭到敵人不時的合擊，它不能不處在不斷的連續行軍與作戰中。二年來的考驗證實了，如果不是素質優良的部隊將不可擔負起這一個任務。另外因為是在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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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冀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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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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