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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撐著活下去的，沒有了大義可以選擇蒼生，如果連蒼生的代言人于謙都落個鳥盡弓藏的結局，那麼路在何方？像莊子那樣身如不繫之舟，脫離這“曳尾於塗中”的苦海？兩千年來，無數的人都這麼做過，劉伶醉酒，阮籍猖狂，他們真的快樂嗎？生命就是在這喋喋不休的追問中慢慢成熟，每一個人，無論智商高低，相貌美醜，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環境，詢問最多的問題終究是“我要做什麼樣的人？”

6　孔子的困境（2）

直到王陽明的出現，這一終極命題被終結了。

瞭解心學首先要了解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最準確的評價是：一半是儒家，一半是道家。而心學也常常被認為是這兩種思想的融合，但這種淺薄的定義遠遠不能概括心學廣闊的內涵。

中國的歷史一言以蔽之，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

中庸雖說在中國很早就被提出來，但只有少數人可以自覺自發地將其運用自如，大多數則是迫於強權而不得不做出的偽裝與妥協。後者一旦脫離強權的壓迫，便很容易劇變為一種極端思潮，直至付諸暴力行動。

《巴別塔》中有一句名言：“實現正義的熱情，會使我們忘記慈悲為懷；對公正的熱望，使許多人成了鐵石心腸。”

同理，康有為在《法蘭西遊記》中點評法國大革命時說：“合數十萬革命軍之流血，以成就羅伯斯比爾之專制*；合數千萬良人之流血，以復歸於拿破崙之專制君主。”其實他忘了，這樣的事在中國古已有之，早就見怪不驚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同志不也說過“革命是最*的東西”嗎？革命者，魯迅筆下“鹹與維新”是也！

這種文化心理，追根溯源，還是要到孔夫子身上去探究。子曾經曰過：“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句話的重點在“人不知而不慍”，這實際上是孔子在教導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人——不為人知，卻不因此而氣惱。章學誠認為六經皆史，我深以為然，那麼就從歷史的角度來解剖一下這句話。

儒家最初是一群巫師，而巫術在商朝是立國之本，於是這幫人就靠佔個卜、跳個大神，混了一個既得利益階層。那文字最早又是什麼呢？文者，紋也。意即為統治階層粉飾遮掩的工具。由此觀之，商朝是利用政治神學來確保其統治的合法性的。

而到了殷周革命，事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周朝將商朝的神權政治改造為賢君政治，講究治道，目標是創造理性的人文秩序。於是，過去的大巫小巫紛紛下崗，自謀出路，混的不好的就只有在街邊擺攤算命，另一部分有追求的逐漸成為一個致力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業的階層，就是後來孔子的儒家。

其實這部分人也不好混，想想看，商朝時全國的文盲率還很高，認識倆字的屈指可數。而到了春秋，隨著文化的普及，識字率逐漸上升，本科文憑也就當以前的高中文憑使，競爭加劇了，現實嚴峻了，於是孔子發話了：“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就跟現在的媒體安慰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一樣：不要氣，不要急，關鍵眼光要放低。實踐證明，這種號召是有用的。君不見西市賣肉者乎？君不聞網上陪聊者乎？

扯這麼遠不是要貶低孔子，“人不知而不慍”是最有特點的“孔子句法”（請仔細品味那個“而”字），《論語》中這樣的句式隨處可見，自勉中透著無奈。

當春秋時，諸侯割據，求才若渴，遊士們四處兜售其學，謀取權力。如果加入這些人的行列，別人要什麼自己就賣什麼，文字集團就喪失了人格的獨立性，孔子頗有針對性地說這句話無非是想表明一種超然的態度，至於是否達到這種境界，則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如果眼光再毒一些你會發現，這句話本身就揭示了說話者自己還沒有完全超越。徹底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會問這樣的問題，因為他早就物我兩忘，隨心所欲不逾矩了。

所以我更相信這句話只是表達了一種為了超越而做出的努力，四處遊說的孔子想要維持人格的獨立絕非易事。而千年後孔子的門人就更等而下之，將仁義道德作為沽名釣譽之術了。

孔子和中國曆代知識分子的困境，就是一邊強調自己的價值理想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自勉並教育學生不要理會權力遊戲中的利益分配，但另一方面，他們理想的實現，又必須依靠政治權力來實現。這是一個無奈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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