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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貴的執事妻子斯蒂芬斯夫人陷入了沼澤地。她很快就發現菲英島上的泥水冰冷刺骨，但被一個來自達盧姆的醉漢救起。由於階級仇恨的矇蔽，她把這個人當成了魔鬼。

異教徒的自然觀（2）

在窮人和上層階級之間這些或多或少有些自發的對抗中，有一種根本的社會衝突。作為無產者和父母卑微的窮人，安徒生有資格去描寫這種衝突。儘管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他被迫隱瞞和掩飾自己原來的貧寒出身，但他不能夠對此袖手旁觀。現在，我們來探討一下安徒生的社會本能。儘管從1825年一直到1875年去世，他都是丹麥上層社會的成員，但這種內心的社會本能絕不會被削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每年他都很悠閒地生活在丹麥領地的各色的宅邸中，而且在首都，他每週都要參加宴會。這就是說，每天下午在奔赴皇家劇院或卡西諾賭場的固定座位之前，他都要和一個丹麥最上等的家庭共進晚餐。這位作家和這些人都有私交。在社會等級上，他們都比他的地位高得多，而且表面上比他更有教養和學識。同時，安徒生偷偷地近距離觀察他們，並把他們寫進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我們看到了這些人隱藏在各種有效偽裝下的醜惡。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論安徒生表面上使自己表現得多麼保守和忠誠，他多少都是一個社會的叛逆者。他不是用招搖的槍支、鮮豔的旗幟或是革命性的話語，而是用他不可替代的故事，主持一場“針對表像和現實的愉快的末日審判”。

他似乎應該已經覺察到自己是他所處階級的叛逆者，至少是和這個階級決裂了。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在19世紀40年代當安徒生用幾年時間來創作小說《兩位男爵夫人》時，有關相對沒有憂愁的他對作為躺在貴族床上的窮人的感受，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極好的例子。他在德國與一位公爵共處時開始創作這本小說，卻在菲英島的格洛魯普莊園裡完成了它。在那裡，他睡覺時頭上戴著伯爵的九角頭冠，腳上裹著絲絨，每天享受著諸多服侍和舒適。從他小說世界的結構中，絕對看不到這種情形。在小說中，我們根本看不到愜意的貴族和地主眼裡的世界。相反，我們發現自己置身於那些將要死於飢餓和壓迫的農民之中。作者對於農民和上層之間關係的態度與他當時寄給國內外男女恩主的奉承信件相距甚遠。那些信的開頭通常都是：“最高貴的公爵夫人”或“親愛的、尊敬的伯爵夫人”。

安徒生清醒地意識到貧富意味著什麼。這種意識深深紮根在安徒生的性格之中，尤其與人們對待他人的方式聯絡在一起。在1819年至1822年間，安徒生懷著對戲劇的全部渴望，“糾纏”著哥本哈根最尊貴的家庭。他穿著滑稽的衣服出現在這些家庭中，而且當他連續幾個小時又唱又跳的時候，讓他們大笑不已。與此同時，這個“自然之子”用深陷的小眼睛觀察著他的觀眾。有時，他會看穿這些人並發現他們實際上是多麼無知和虛偽，但並非總是如此。19世紀20年代，有一天晚上，在亞當？奧倫施拉格的家裡，在所有人又一次取笑安徒生沒有掩飾住外鄉口音的戲劇朗誦之後，奧倫施拉格不得不安慰這個因嘲笑而受到傷害的男孩。這位丹麥大詩人勸告他的年輕客人。但是，他忍不住用道聽途說的話來取笑這個可憐的孩子：“真奇怪，菲英島口音仍然沒有日德蘭半島口音受尊重。不過，人們說上帝和天使用菲英島話進行交談，但是隻在星期日！”

在哥本哈根的頭幾年裡，當人們鬨堂大笑地嘲弄他時，安徒生認識到嘲笑常常取決於社會地位這一事實。在菲英島一位鄉村牧師17歲的女兒的信中，記載了這一點。在1822年，這位鄉村牧師的女兒來到哥本哈根拜訪與科林家族關係密切的姑媽。她在信中說在哥本哈根的社交圈裡，人們都看不起這個來自菲英島的男孩，而且她能很容易地明白為什麼。甚至韋斯特？斯科寧吉一位牧師的女兒也不得不對這位詩人大加嘲笑：

“問問奧蒂莉她是否記得那個歐登塞小鞋匠的兒子，他曾給他們表演過喜劇。現在，他在城裡寫戲劇和小說，有時把它們大聲地讀給我們聽。其中有些地方很精彩，但總體上全都是些令人討厭的廢話……明天他還會來讀。我期待著，要是我能忍住不笑就好了，但那實際上不可能，因為他太可笑了。”

即使在《帕爾納托克墓地的幽靈》這種早期的著作中，安徒生也明顯地意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與任何達官貴人和地主相比，平凡的、與自然相協調的人在精神層面上能夠擁有和表現出更多的富有。安徒生敏銳地感覺到社會衝突與對抗可以用繪畫和戲劇表現出來，於是便把全部的同情心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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