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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某個人知道應該透過社會調查來做出某種判斷，但如果他沒有掌握社會調查的相關知識，設計調查問卷都會很成問題，調查出來的資料也很可能背離調查的初衷。又如果他思維非常活躍，很善於發現市場空缺，但如果他沒有一定的知識背景，發現的市場空缺可能會毫無市場價值，就算有價值也很難變成一個切實可行的專案。

教材上的東西當然要學，但這只是前提和基礎，最關鍵的還是要進行自主性的學習，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獨立思考，得到系統的思維訓練。自主性學習需要對自己學習的內容有所取捨，並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取捨標準。不能夠學校開什麼課程就學什麼課程，更不能夠老師講什麼內容或者考試考什麼內容就學什麼內容。否則，就會學很多毫無用處的屠龍之術或花拳秀腿，並錯過很多真正適合自己而且非常有用的東西。

對於教材和其他書籍中的觀點應該帶著批判的眼光加以學習，不能認為書上說的就一定是對的。比如我這本書中的觀點就很可能因為我的知識範圍和社會經驗的有限性而失之片面或流於表面，很多所謂學術大家的著作也同樣不可能是絕對真理，只有經過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評價，書中正確的觀點你才知道為什麼正確，錯誤的觀點也才能被你摒棄。

同時，老師在課堂上說的觀點也不一定是絕對正確的，要敢於懷疑、善於懷疑。事實上書上的觀點或者老師講授的觀點都可能只是學術界對某一問題很多種觀點中的一個，在這些有爭議的觀點中做出何種取捨，必須要經過自己獨立的思考過程。

在某大學的咖啡館，一個學生說：“４０加７等於４７，４１加６等於４７，３１加１２加４等於４７，２５加１７加５還是等於４７。你們看，這麼多個運算的結果都是等於４７，所以，４７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數字，其餘任何數字都是不重要的。你們一定覺得這種思維方式非常荒唐可笑吧？而類似的錯誤何嘗不是比比皆是呢？有些人看到三個河南人很討厭，於是不假思索地下定結論河南人都是討厭的；或者是在某個地方挖了三口井卻沒有找到水，便下定結論那個地方根本沒有水。所以，我覺得歸納和演繹都是不可信的，一切歸納和演繹都可能使我們的認識偏離真理。”話音剛落，這個同學便受到了身邊人的一致圍剿，而他卻始終固執己見。最後，其中一位女生質問他：“你有本事就在期末考試的答卷上把你剛才的觀點寫下來！”

我這麼說並不是贊同那個“異類學生”的觀點，我也相信他期末考試的時候絕對不可能這樣天馬行空地作答，但是，如果這群年輕人來我的公司面試，我只會聘用他一個人。一個經過獨立思考而堅持錯誤觀點的人比一個不假思索而接受正確觀點的人更值得肯定，因為前者的人格才是獨立的，獨立的人格理應比一切都更重要。人格之獨立，說起來似乎非常輕巧，可真正能夠堅持這一點又談何容易？在某些特殊時期能像陳寅恪一樣獨立思考並堅持自己觀點的人能有幾個呢？更多的人為了迎合現實的需要而放棄了自己學術良心。很多著名的科學家都盲目地去尋找畝產十萬斤的科學根據，這樣的科學家還能做出什麼學術成果呢？

終極關懷

在中國，大學學子歷來被看作是國家的棟樑、社會改革的先鋒、民族振興的希望。他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宋代的太學生陳東、明代的東林學士、清末的“公車上書”，都曾在中華民族的興衰史上書寫過動人的篇章。“五四”以來，大學生們更是關注天下興亡，以身作則，成為社會進步的先驅和驕傲，即便是在新中國也敢為天下先，成為社會中不可多得的理想主義者，並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大學生活是我不曾擁有卻無比神往的。那個時候的大學生關心更多的不是自己的就業，而是一些看上去跟自己毫無關係的問題，譬如尼采的哲學，歐洲思想啟蒙時期的偉大著述，以及對於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反思，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幾乎與任何功利目的無關，但是這種思考卻直接影響著文化和社會的未來，所以被稱為終極關懷。

２０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大學生的這種非功利的歷史使命感迅速消退了。大學生面對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就業被放在了大學生活最重要的位置，對於哲學、歷史、社會等問題的思索變得越來越舉足輕重，甚至如果有人拿一本尼采或者哈耶克的著作去自習室，宿舍的同學還會覺得他是吃飽了撐的。與此同時，淺薄粗俗的東西開始在大學大行其道。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請來了郭富城，復旦百年校慶的時候請來了劉德華，在演藝圈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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