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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桐城派的偏執迂腐，既向來受到一部分讀書人（尤其漢學家）的厭棄，又不切時用，所以曾國藩對此作出一定的修正。最重要的有如下三點：一是在姚鼐所提出的義理、考證、文章三要素中，加入“經濟”，謂“此四者闕一不可”（《求闕齋日記類鈔》）。這是重視文章在政事上的實用性，以糾正桐城派古文的空疏迂闊。二是進一步調和漢學與宋學之爭，以爭取更多人的支援，擴大桐城派古文的影響範圍。三是在強調以儒家義理為先的同時，也重視古文的文藝性質。曾氏對桐城派諸宗師均有批評，尤其對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風韻屢表不滿。他也不滿於宋儒崇道貶文、“有德必有言”之說，主張講求文采，追求“文境”，並把姚鼐提出的陽剛、陰柔再分為八，“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同上）；他還主張“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同上），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經常兼用駢偶句法。

總之，在桐城派系統的理論中，曾國藩的觀點視界較廣，在不少地方克服了前人的偏狹，有較多的合理性。他本人的創作，也被梁啟超贊為“桐城派之大成”（《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但他並沒有放棄桐城古文以闡發儒家倫理以根本宗旨的立場，在封建政治極度衰弱、西學日興的形勢中，“桐城派中興”表面上熱鬧一時，其生機卻是有限的。到了曾氏嫡傳弟子那裡，就已不能不對變化的形勢作出更積極的反應。

曾國藩門下曾匯聚眾多文士，不少人負一時文名，尤著者為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世稱“曾門四弟子”，而吳汝綸更被視為桐城派最後一位宗師。但吳氏不僅關心西學，甚至聲稱“僕生平於宋儒之書獨少瀏覽”（《答吳實甫》），並預言“後日西學盛行，六經不必盡讀”（《答姚慕庭書》），這在前代桐城派人物中，實屬不可想象。此外，以“古文家”自命的嚴復和林紓，前者翻譯《天演論》等多種西方社會學著作，引起巨大的社會震動，後者與他人合作翻譯了大量的西洋小說。在他們身上有舊派人物的色彩，但又有很多新思想（特別是嚴復），對於社會文化的變革起了很大作用。

在曾國藩重振桐城派古文的前後，反對這一派的意見也並未消歇。如以古文著稱而不為桐城派籠蓋的馮桂芬（1809—1874），雖主張“文以載道”，卻要求擴大“載道”的內涵，以為“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不可著之於文”，同時要求打破“義法”的程式，以為“稱心而言，不必有義法也；文成法立，不必無義法也”（《復莊衛生書》）。他的看法在推進文體解放上有一定意義。而王韜（1828—1897）作為較早以私人身份漫遊海外、深入接觸西方文化的人物，他對文的看法距桐城派更遠。其《彛�拔穆紀獗嘧孕頡匪擔骸拔惱濾�螅�諍跫褪率鑾椋�允閾匾埽�氯巳酥�涿�庵��冢��蝗縹一持���攏�辜醇鹽摹！痺凇稄｜園尺牘續抄自序》中，他把講究家法、師承、門戶的程式化的古文稱為“今世之時文”，說自己為文“以胸中所有悲憤鬱積，必吐之而始快”。這些意見上承袁宏道、袁枚、龔自珍等人重性情和自我表現的理論，又同作者接觸西方文化有關。王韜後來在香港主辦報刊，發表大量政論文章，並廣泛介紹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一類報刊文字，可視為從舊式散文到梁啟超新式“報章體”文字的過渡。

在戊戌變法前夕和變法過程中，梁啟超作為當時最有影響的《時務報》的主筆，發表了大量宣傳變法的文章；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期間，他繼續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撰文，議論政事、宣傳西方學術文化。這種文章當時人稱為“報章體”或“新文體”，雖還屬於文言的範圍，卻和歷來的古文不同，與桐城派古文更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其主要特點為：從內容來說，它視野廣闊，包容了著眼於世界範圍的新事物、新思想，並大量運用新的名詞概念；從結構來說，它講究邏輯的嚴密清晰，不故作搖曳跌宕之姿；從文字來說，它力求通俗流暢，為說理透徹而不避繁複；從風格來說，它感情發露，具有強大的衝擊力。和桐城派古文肅斂雅潔的基本特徵相比，正是背道而馳。下面是梁氏《少年中國說》的結末：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洲，鱗爪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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