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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勉強同意在這本滿是圖片的書中加入一張私人照片，上面是他的父親、妻子、妹妹和兄弟。其實，他是個最顧家的人，和太太結婚50多年，一直恩愛如初。

斯隆多半把時間花在有關人事的決策上，在書中也沒提到這一點，不把他那仔細研究出來的決策過程公諸於世；也沒提到他對汽車安全的注重，他其實是汽車安全協會里最活躍的一員，也許只有眼尖的讀者才會發現書中有一張相片，上面的斯隆正出席汽車安全協會的會議。他認為有必要把駕駛安全這一門課引進美國高中課程中，其重要性不下於建立通用技術學院。斯隆對工業安全的注重幾乎到達走火入魔的地步，他極其重視廠房發生的意外事件，希望通用的廠房能做到“零意外”，這點也有豐碩的成果，卻不見於書中的文字。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立下一個規則，凡是管轄區發生意外的領班，以及這領班的上屬都立即停職接受調查，要是發生第二次意外，就得被撤職了。只有在第二次大戰的那幾年，領班工會勢力日益強大時，他才稍微寬厚一點，不過自此之後，他不再多做讓步。

這些事對斯隆“個人”來說都是非比尋常的大事，因此也就在書中省略不談。斯隆認為“專業人才”應該不能透露自己的興趣、信念和私人生活，他得把這些和工作分開。對斯隆而言，對個人重要的，和專業是兩碼子事，完全牽扯不上。記得有一次他對我說：“外科醫師不會因為自己精於盲腸的切割或是喜歡開刀，而割除別人的盲腸。他之所以進行盲腸手術，一定有診斷做根據，不得不如此。”斯隆之所以寫作《我在通用的日子》，也是不得不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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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隆的專業風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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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隆這個人對政治非常熱衷，黨性很強，是共和黨的忠實成員。他是“美國自由聯盟”（“LibertyLeague”）⑩的發起人之一，反對羅斯福以及1936年的“新政”，對共和黨的候選人一直擁戴有加，直到艾森豪威爾背叛馬歇爾才讓他寒心，那時的他已經是個80歲的老人了。但是，他在書中也完全不提政治。其實，他在新政那幾年，是最活躍的分子。《我在通用的日子》一書只有一小段提到羅斯福的名字，是提到杜魯門和一個被人遺忘已久的密西根州長時，順便提起的，事件是汽車工人為了對抗通用進行的靜坐罷工。斯隆也是外交委員會（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和芝加哥國際事務委員會（ChicagoCouncilofWorldAffairs）的重要成員，直到晚年重聽才不再出席會議。然而，他在書中也不提世界大事，除非這件事件影響到通用。

在第二次大戰那幾年，福特汽車顯然深陷泥淖，斯隆非常關心此事。亨利·福特的兒子埃茲爾在1944年去世，使得福特又遭到後繼無人的困擾，惟一能指望的是老福特年僅26歲的孫子亨利·福特二世，一個被大學退學、沒有任何經驗的毛頭小子。斯隆因此憂心仲忡，於是跟通用的往來銀行摩根銀行（J．P．Morgan）和摩根·斯坦利銀行（MorganStanley）商量，打算設立一個企業聯合組織來支援福特，提供他們必需的資金以進行重整。我不敢斷言這件事的真假，但確實有很多人這麼說。

福特二世接掌公司，打算捲土重來時，就大舉向通用挖角，斯隆不但不以為忤，還全力支援。通用的高階主管對出走至敵方陣營的同僚可謂恨之入骨，斯隆卻滿心歡喜地讓他們“叛逃”，還幫他們爭取在通用的退休金和利潤分成計劃，使他們在跳槽後，不至於有任何金錢上的損失。聽說，斯隆還對布里奇這個前通用主管、後來的福特總裁透露，他還可以從通用挖一些尚未被髮掘的人才去福特。斯隆辯道——這一切都是為了通用。這個國家不能讓福特就此覆亡，不讓福特再興，政府就會接管，這樣只會傷害通用，因此幫助福特是“專業職責”所在。但是我所關注的課題，比方說員工社群和對工會的政策等，都是屬於“公共職責”，而非“專業職責”

對於我所提的問題，斯隆並沒有說這和通用的利益無關，他也承認和通用有關，但是他認為我之所以強調這些是因為會對公眾造成衝擊，然而卻不是他自己的“專業職責”，這點認知是正確的。我希望通用能以身作則，立下個典範；對斯隆而言，這麼做卻是“不夠專業”的作法，他說：“好比外科醫師切下一個沒有問題的盲腸，好示範給學生看。”

事實上，“公共職責”對斯隆而言，簡直比“不夠專業”還糟，不但不負責任，而且是權力的僭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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