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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阿登納問他的醫護顧問馬蒂尼教授,他的身體能否支援到他可以保證
他的政策能繼續貫徹的那一天。馬蒂尼告訴他,“在1949 年您初任聯邦總理
時,我擔保您在總理位子上能幹一年或許是兩年。現在我知道當時我的估計
是錯誤的。我不像您那些不做醫師的朋友們那樣,為您的八十高齡而擔心,
因為我瞭解您是有潛力的。我只是提醒您要適可而止。”另一個人,歐根·格
斯登美爾告訴他,年齡在一個永無止境地變動著的時代意味著經驗的多少,
而經驗是任何東西所代替不了的。
這種安慰使阿登納感到了新的勇氣和希望。他知道,他必須使聯邦德國
儘快擺脫這樣的處境。責任在召喚、戰鬥在等待,作為船長的他必須揚帆前
進,去與風浪搏擊。
再度訪美
我們沒有安全地位。特別是在我們動盪不安的時代中,和平
和自由乃是必須用生命換取的財寶,並且必須謹慎地、細心地加
以保護。
——《阿登納回憶錄)(三)
蘇共二十大以後,阿登納對西方國家表現出對蘇聯事態入迷似的關注深
感憂慮。在他看來,蘇聯領導人雖然拋棄了斯大林的學說,並對斯大林的統
治加似批判,但這一切卻並沒有觸及布林什維克主義的根本,而且到目前為
止,蘇聯也並沒有就斯大林對西方的政策加以譴責,當然更談不上要給東歐
和德國人民自由了。與斯大林相比,赫魯曉夫不過是運用了一種新的比較靈
活的方法而已,談不上立場的根本轉變,也絕不是什麼人們鼓吹的”東方新
紀元的曙光”。阿登納得出結論,蘇共二十大的結果僅僅是赫魯曉夫權勢和
影響的極大增長,蘇聯追求統治世界的終極政治目標與斯大林時期沒有兩
樣。
1956 年3 月19 日,聯合國裁軍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在倫敦開始了裁軍談
判。美國人並沒有附議3 月12 日摩勒和艾登公佈的聯合建議,而是透過代表
哈羅德·史塔生提出了一項自己的計劃。蘇聯代表團團長葛羅米柯也拿出一
個詳盡方案提交討論。裁軍會議的進行令阿登納神經高度緊張,因為裁軍談
判無論成功與否都會給德國帶來危險。
阿登納很清楚,如果倫敦談判能夠達成裁軍協議,那麼作為軍事戰略防
御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將會失去原有作用。儘管北約不會在短時間內消
失,但它絕不會再發展,北約的政治作用也將逐漸下降,這樣,人們對聯邦
德國為加強北約組織實力所作努力的關注自然也會不可避免地減小,人們也
必然會把裁軍協議的結果強加在聯邦德國的頭上,最後人們就會自然地、合
乎邏輯地考慮使德國中立化,或者最多是有武裝的中立化。這種結果等於是
對布林什維克主義的徹底投降。即使像有些人所說,裁軍可以開創一個保障
和平的新紀元,這對聯邦德國來說也等於是政治上的自殺,會徹底犧牲德國,
因為它是以德國兩部分分裂合法固定為代價。
另一方面,即使不達成栽軍協議,而把已經開始的談判在現行的基礎上
繼續下去,也是極其危險的。因為西方顯得似乎迫不急待,蘇聯掌握著使談
判拖延下去的主動權,它就會利用這種可能性,不斷提出新的建議,每個建
議都足以繼續擴大西方三個盟國之間的意見分歧。並且,蘇聯會以拋棄了斯
大林主義作為宣傳口號,將自己打扮成民主的、能夠進行合作的集團。這樣、
要使西方重新回到日內瓦首腦會議期間始終堅持的、符合共同想法的原始立
場上去,就必然越來越困難。德國問題將會在世界輿論中失去它的重要性。
這種形勢的發展必然會使西方對德國重新統一變得再也不感興趣。
阿登納懷著如此憂慮的心情關注著倫敦裁軍談判的進展。
和日內瓦會議一樣,東西方倫敦談判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但是
東西方關係更進了一步。4 月底,赫魯曉夫和布林加寧應艾登之邀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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