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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也因此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教務籌設委員會成員之一。

當時為取校名爭議難下，有人主張應該叫“九龍大學”，也有人認為“中山大學”為佳。錢穆提議，在香港這個特殊地區，使用“中文”作為新大學名稱，具有一定象徵意義，並符合籌設時英文直譯的背景，終將名稱定案。也由於錢穆堅持國家民族立場，向英國政府極力爭取，中文大學首任校長由中國人李卓敏出任。

但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稱需要時間進行學術研究，露出倦勤跡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學呈現集中發展的趨勢，成員背景複雜，辦校理念與錢穆主張應聯合書院成立大學組織的想法相左，一時引發議論。錢穆多次請辭不成，只好向新亞書院請長假表態。辦校紛擾未決，錢穆又為解決視力模糊問題，動了白內障手術，可謂多事之秋。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學擬聘錢穆為校長，但遭婉拒。當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結束在香港辦學十六年的生涯。當時香港人士多不解錢穆為何將一手開創的學校奉送給中文大學。對於紛擾，錢穆淡然以對，只說自己剛好能有時間以學術自娛。

錢穆赴吉隆坡馬來西亞大學講學一年後，遷居臺灣，結束香港客居生涯。在這段兵荒馬亂的時間裡，被胡適稱為“不脫理學家習氣”的錢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學案》。　txt小說上傳分享

錢　穆 “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學大師（4）

一代鴻儒離港赴臺

離開一手創辦的新亞書院，錢穆以著書讀書為主，以執教為副業，盼儘速完成朱熹的學術研究，以對中國歷史文化學術有所貢獻。中國文化應以人與人文主義為核心，以道德為基礎的理念，成為錢穆的治學大綱。

早在北大講學時期，錢穆已聲名鵲起。而他抗戰期間出版的《國史大綱》，從政治制度著手，繼而推及學術思想與社會經濟的撰寫方式，更是開通史寫作之先河，並被國民政府列為部用大學用書數十年。

此外，錢穆關於重建國家必先復興文化，讓民眾認識歷史的主張，也成了蔣介石等國民黨在臺官員的基本信條。因此錢穆雖然人在香江，但在臺灣亦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1966年蔣介石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將臺灣建設成國際漢學的中心，蔣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師級人物赴臺，錢穆稱許此舉是“自辛亥以來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為蔣介石極力敦請的物件。除錢穆之外，在美國的林語堂、僑居巴西的張大千，也是重要人物。

一方面有蔣介石的盛情邀請，另一方面香港情勢丕變，形成新一波難民潮，左派抗爭不斷，政局不穩，剛發表《四書道貫》、被視為一代儒宗的錢穆在1967年5月應中大新亞書院學生之請演講五四運動之後，終在8月決定赴臺定居。同年10月，七十三歲的錢穆攜夫人胡美琦遷居臺北，終老於此。

在臺期間，錢穆與蔣介石的關係融洽與否，至今仍眾說紛紜。

1949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之際，錢穆是主張蔣介石應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後，蔣介石卻對錢穆禮遇有加，甚至公開說，或許錢穆等人當時所言，“對國事是有利的”。為表達對錢穆的敬重，蔣介石在面見錢穆時，特別將中山裝改為一襲長袍。錢穆對朱熹與王陽明學說的專精，與崇尚王陽明的蔣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臺灣之初，錢穆先住進臺北市區的“自由之家”，繼租居於臺北金山街。後來在蔣介石的高度禮遇下，國民黨當局撥出位於臺北外雙溪東吳大學旁的土地，並撥公款建屋，供錢穆夫婦居住。這棟雅緻的別墅式兩層樓房，便是大名鼎鼎的“素書樓”。臺北“故宮博物院”特聘錢穆為研究員，不僅讓他免於為生活發愁，亦得以遍覽《四庫全書》等重要典籍，安心創作。

盛情難卻之下，錢穆又應“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張其昀　之邀，於歷史研究所執教並出任所長。較錢穆早年赴臺的林語堂，住在陽明山上中國文化大學附近，與錢穆住得近。原本並無深交、作風一中一西的兩人從此往來頻繁，成為莫逆。英文造詣深厚的林語堂甚至說，看過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讓他決定從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年，時年七十四歲的錢穆與郭廷以等人，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是臺灣當局對各領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學術榮耀。

其實以錢穆的分量，早在1948年，胡適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組院士選拔時，就該被提及。但錢穆與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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