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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努力；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當人們對稅制損害工作的激勵的說法表示同意的時候，他們通常是指提供努力的激勵。假如政府決心抽取相當大一部分的勞動成果，誰還願意努力工作呢？許多人還認為，人們應該有能力保留自己的勞動果實的說法在道義上也是正確的，雖然死硬的平均主義者爭辯說，人們應該願意與他人分享勞動果實。

我們現在假設政府希望做到既能從每一名公民的勞動果實中至少抽取一部分，又不會損害工作的激勵。如果收稅者分辨得出每一個人付出了多大努力，做到這一點當然毫無問題。每個人應該上繳的稅款數目可以直接與他付出的努力掛鉤，變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性的稅制，目標針對那些努力程度未能達到理想水平的人。

不過，實際上我們很難對成千上萬工人的努力進行監控。他們可能每天按時上下班，但他們可能漫不經心，從而降低了他們的工作質量。哪怕是在蘇聯模式的經濟中，制定了非常嚴厲的懲罰措施，人們還是發現，要在毫無物質激勵的前提下提高工作質量，簡直難於登天。這使他們陷人一個惡性迴圈，工人這樣描述自己的政府：“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支付我們的工資。”

在實踐當中，努力的程度必須藉助一個間接指標進行判斷，該指標通常是由努力換取的收人。但這一指標並不完美；高收入可能源於大量的努力或高質量的努力，但也可能就是由於運氣比較好的緣故。因此，稅制不再能精確量度每一個人的努力程度。稅制不能向逃稅者施加嚴厲的懲罰，相反，卻能對實現低收入者施加嚴厲的懲罰，這麼一來，就會將倒黴蛋連同逃稅者一起懲罰了。在平均主義與稅制的激勵作用之間存在一個根本的衝突，稅制必須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接著，我們考察天賦才能的差別。平均主義者可能認為，立法抽取由天賦才能獲得的收益是天經地義的。但能不能做到這一點，取決於能不能找出才華卓著者，並且促使他們在知道政府要透過稅收方式抽取他們憑藉天賦才能獲得的收入的前提下，發揮自己的天賦才能。然而，即便最了不起的天才，也仍然需要努力工作才能使自己的才華充分發揮出來，因此，整個問題變得難上加難。我們再次看到，平均主義的追求是有限的，因為這麼做是以社會不能充分利用人才為前提。

確定什麼成果來自天賦才能並對其徵稅是很困難的，一個最好的例子，要數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對待一流藝術家和體育明星的方式。這些國家公開宣佈的政策是，體育明星的所有獎金或藝術家在西方國家演出的全部收入都必須歸公，個人只能得到工資和報銷有關費用。人們可能以為，這些人還是會受到自豪感和全力以赴帶來的快樂的激勵，竭力做到最好。而在現實中，他們的工資和其他補貼已經遠遠高於國內的平均生活水平。即便這樣，許多人還是投奔西方。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部分一流網球選手開始談判，希望保留自己的一部分比賽獎金，這是關於所得稅制的一個不同尋常的討價還價例子。

最後，即便制定了一個竭力在平均和激勵之間取得合理平衡的稅制，政府還要思考其執行策略。來自努力或運氣的最終經濟成果，即一個人的收人或財富，並不容易被政府鑑別出來。按工資、利息和分紅等專案交稅的人，必須向稅收當局報告交稅情況。但在一個合理的程度上，政府必須要求個人申報自己的收入。這些報告可能受到審計，但這是一個代價高昂的做法，實際上只有一小部分申報單可能受到審計。那麼，我們應該怎樣進行選擇呢？

在我們討論混合策略的優勢的時候，我們指出，固定不變的眾所周知的審計規則，有一個嚴重的缺陷。那些打算瞞報收人或虛報稅收減免額的人，會想方設法不讓自己符合接受審計的條件，而那些無法逃脫審計的人就會如實申報。這意味著我們的審計物件完全錯了。因此，審計策略應該具備一些隨機性。受到審計的可能性取決於納稅申報單的不同專案。不過，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如果大家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樣，那麼，低收人者應該算是運氣較差的群體。但誰都可以填報一個低收人，並希望被列為可憐的倒黴蛋。這似乎暗示，申報較低收人者受到審計的可能性應該更高。

不過，哪怕在“其他方面”人們也不可能完全一樣，這些差別通常比運氣帶來的差別還要大得多。一張標明收人20　000

美元的申報．單，很可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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