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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生講課不發講義，又不是按某一本書講的。學生必須要認真聽課，做筆記，否則考試時就難以應對。吳先生打分還特別嚴，1943年暑假前公佈學年考試成績時，我得了最高分，才76分；最低的是一位熱心搞創作的同學，他上課時常常心有旁騖，結果只得了12分。這是吳先生嚴厲的一面，因為他要求學生從一開始就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另一方面，吳先生對學生又十分關愛，舉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情來說。1944年，我的中學同學，在聯大讀經濟系的倪代新（解放後改名李朋）休學到雲南西疇縣中學教書，因向學生宣傳*進步思想，被當地的國民黨第五軍特工人員逮捕。幸虧他在獄中託一位被釋放人員帶出一封信寄給同學，我們才知道他被捕了。為了營救倪代新，我們打聽到聯大政治系教授張奚若與國民黨駐滇高階將領關麟徵是陝西同鄉，據說關還十分尊敬張先生。於是我們決定去求張先生設法營救，可我們與張先生不熟，怎麼辦呢？這時想到吳晗先生，就去求他為我們引見。那天已是晚九點多鐘，昆明冬天的夜晚也還相當冷。聽了我們的要求，吳先生立即起身與我們一同走到唐家花園張先生家，說明來意後，張先生當場就給關麟徵寫信，要他轉請第五軍放人，信的言詞懇切，大義凜然。這封信寄出不久，倪代新趁看守不備，越獄逃脫。雖然最終不知道那封信發揮了什麼作用，但吳先生、張先生愛護進步青年學生的深情，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　。。

胡邦定　馨香祝嘏哭晗師（2）

另一件事是1946年4月初，聯大即將結束，四年級的同學為畢業出路問題而忙碌，其他同學也多在考慮如何北上，如何回家探親之類。總之，人心有點散。學生自治會為了給大家鼓勁，決定最後辦一次演講會，請一位老師來主講。我們先後找了幾位老師，有的說心臟不好，有時還摸不到脈搏，演講容易激動，謝絕了；有一位將要訪美的教授，說忙於辦出國的各項準備工作，難於承擔這項任務。找到吳先生，儘管他忙著離開昆明為妻子治病的事，但還是慨然應允了。他向大家說：聯大就要結束了，但聯大的精神，不能也不會結束；北上覆員以後，大家的責任還很重。他相信即將去北大、清華、南開的同學，一定會和在聯大時一樣，為發揚“五四”的*科學精神而繼續奮鬥。這次演講會雖然到的人不太多。吳先生充滿熱情的講話，還是令人十分感動的。

和吳先生的另一次接觸是在1947年，我和聯大經濟系的楊邦琪（李定）在北大畢業後，同時到天津《大公報》當記者。這年冬天，我們一同到北平清華園西院12號拜訪吳先生，並以兩筒美國菸斗絲為贄。看見我們去了，吳先生很高興。談話中殷殷以國事和我們的所見所聞見詢，他自己也談了對時局和戰爭前景的一些看法。看得出來，吳先生這時的政治熱情更高，也更深沉了。那天我們上午10點多鐘到吳先生家，看到身體日漸康復的袁震師母，我們都很高興，她還留我們吃午飯，下午兩點多鐘才告辭。這是我個人與吳先生交談時間最長的一次。1948年9月，吳先生去了解放區，1949年以後他在北京工作很忙，就沒有再作私人拜訪了。

1956年《大公報》遷京出版。吳先生這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我們曾請他到報社作了一次演講，講話中心是治史與新聞工作。他說，歷史是過去的新聞，今天的新聞又是今後的歷史。唐朝史學家劉知幾講治史要有史才、史學、史識，做新聞工作又何獨不然？沒有才、學、識，哪能作好新聞報道，寫好評論文章？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史德，即立場問題、為誰服務問題……引經據典，生動感人。他的講話給我的一個突出印象，即厚積薄發，渾樸自然。只有學力很高的人才能達到這種境界。看起來似乎隨便講講的道理和例證，細細思量，才感到是十分貼切而周延的。記得在休息的時候，我說讀史書對鍛鍊新聞寫作簡練也很有幫助。吳先生接著說，中國文字最言簡意賅的還是詩，短短二十幾個字，就蘊涵很豐富的內容；因此要搞好新聞寫作，不僅要讀史，還要讀詩，讀大量文學名著，這應該是記者的基本功之一。吳先生這次演講記錄，我們曾把它登在《大公報》的內部刊物《大公報人》上。可惜經過“*”，這些資料都再也找不到了。

以上是我和晗師交往的幾件往事。這以後，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又反右傾，接著三年經濟困難，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直至“*”，真是國無寧日；我和吳先生就再沒有聯絡了。只知道在反右派鬥爭中，他作為*同盟北京市的主委，積極響應號召，說了一些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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