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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我有著新的概念：

可以把一秒拉長，

也可以把一分縮短……

另外一個叫作曉雪的詩人述說了春天的感慨：

今天我濃如酒、甜如蜜、深如海，

多少年不準開放的千萬種花朵，

今天在眼前爭奇鬥豔一起開，

多少年不能歌唱的億萬支歡歌，

今天在這裡縱情放聲唱起來！

表面的萬眾一心常常是一種虛幻，轟轟烈烈的事情總是不能久遠，而細枝末節反會日顯其價值，這也是我國曆史的一個特色。以當日情形來論，萬里所求雖然遠不如華國鋒的目標顯赫輝煌，但卻在農民中間具有更大的感召力量。大政的分裂，端倪已出，在1977年的那個冬天，這分裂還只是在私下百轉千回，不久便由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豁然湧出而成大潮。

1978年中國所發生的意識形態之戰，實際上意味著新舊時代的真正的分水嶺剛剛出現。由歷史的角度看，這是一連串傾覆下來的多米諾骨牌的最後一塊。不過，這場意識形態較量中無論失敗者還是勝利者，都不會想到，它其實也是即將傾覆的另外一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

要想恰如其分地估計“真理標準”的討論對於鄉下人民公社的影響，應當記得，城裡人的呼籲“實踐”與公社社員的呼籲“自主”，是亦步亦趨地發生的。也就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一命題，自1977年夏秋的醞釀，到1978年春夏的公開，再到這一年冬季成為定局，這也正是鄉下要求“自主權”的歷程。如前所述，華國鋒主席發動全體農民來批判“四人幫”破壞農村的生產和生活，可是老百姓卻對接近他們的政府官員更加痛恨。他們紛紛述說這些官員對村子裡的事情如何橫加干涉，且把他們的冤屈投寄報社。那些日子，全國所有報紙的編輯都在埋頭編寫這一方面的來信。這些控訴大都只涉及地方官員的橫行霸道，而這些官員通常又都是地方幫派集團中的成員，並不直接地牽涉現任高層領導人的利害，所以報紙編輯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勇氣，來加以揭露。看來官員的橫行確已到了無可遷就的程度。比如在浙江省，他們強迫農民把已經種好的大豆翻進土地，播種其他作物，是為“犁豆事件”（《浙江日報》1978年12月3日。）；在廣東，他們則在屬於農民的二萬五千公斤稻草上點燃一場大火；（《南方日報》1978年12月28日。）在江西，農民說，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我們會種地；（《江西日報》1978年12月5日。）福建的農民則把一個富裕的公社歸結為沒有官員的干預，而另外一個公社之所以窮，也就是因為那裡有官員的指手畫腳。（《福建日報》1978年12月4日。）從1977年底到1978年底，全中國五百零四萬個生產隊中，至少有四百七十八萬個投入到這一場控訴之中，其餘二十多萬個也並非無可控訴，而是因為那些地方實在是太過偏僻，沒有公路，沒有報紙，也沒有電視廣播，農民還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控訴的機會已經來臨。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大夢誰先覺（10）

11月23日，也即“凡是派”正在黨中央的會議上面垂首檢討的時候，安徽省鳳陽縣的縣委書記陳庭元向他的上級提出一份報告，籲請上級承認他們的“包產到組”為合法。這在當日已經是一個逾越常規的舉動。因為這已經不僅僅是在要生產隊的自主權，分明是要將生產隊拆散。如果“凡是派”知道鳳陽縣委的委員們在討論這個報告時所說的話，就一定可以估摸出他們的失敗引起的連鎖反應有多嚴重。這些發言者中，以縣委委員支道友最為直截了當。他說：“人民公社的‘隊為基礎’，實踐證明是不行的。我們可以三級所有，戶為基礎。有人講共產黨喜歡窮人，好像越窮越苦越累越好。這樣的辦法調動不了生產力，非變動、非改革不可。責任到組只解決一時問題，從長遠看，還是個體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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