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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寫小說為主業，但有時也寫些雜文，來表明自己對世事的態度。作為一個尋常人，我的看也許不值得別人重視，但對自己卻很重要。這說明我有自己的好惡、愛憎，等等。假如沒有這些，做人也沒什麼味道。這些看法常常是在偷的論域這內，所以對它們，我倒有一種平常心。羅素先生曾說，對倫理的問題無法做科學的辯護。我同意這個觀點。舉例來說，我認為，可以給人帶來很大的樂趣，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剝奪這種樂趣。這個看法也在倫理的論域之內。所以，我舉不出科學上的理由來說明自己是對的。假如有人說不思維才快樂，我只有搖頭，卻無話可說。

羅素先生認為，殘酷打擊別人是不好的。但他只能期望別人來同意這個看法，不能證明自己的正確。他還說，有很多看法，看似一種普遍的倫理原則，其實只是一種特殊的懇求。在這本書裡，我的多數看法都是這樣的—沒有科學的證據，也沒有教條的支援。這些看法無非是作者的一些懇求。我對讀者要求的，只是希望作伴不要忽略我的一份懇切而已。

這本書裡除了文化雜文，還有給其它書寫的序言與跋語。這些序言與跋語也表明了我的一些態度。險些之外，還有一些輕鬆的隨筆，不管什麼書，我都不希望它太嚴肅，這一本也不例外。

1995年6月於北京家中王小波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沉默的大多數（1）

一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裡，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裡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歷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臺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作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裡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裡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里之間起了爭紛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裡吐痰。順便說一句，前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蕭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鬍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鬍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蕭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麼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裡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腳踏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裡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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