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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秘檔浮出水面（1）

筆者由於家境寒素，經過漫長崎嶇的路程，年近中年才在美國完成習醫素願，專心醫學教育與研究三十餘年，對政治是敬而遠之。但歷經亂世，負笈國外數十年，對中華文化、歷史及未來卻是十分關切的，這也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來自臺灣的海外留學生的一般通情。

70年代回臺灣探省父母兼度假，在臺北衡陽路或臺灣大學對面的一些小書報攤上總想找到一些大陸和在臺灣當地遭監禁過的作者寫的值得一讀的“禁”書，偶而也翻翻有“文化太保”（按：太保一詞，在50年代的臺灣是指一群愛滋事、耍流氓的中學生）之稱的李敖寫的書。李跟筆者臺大同寢室同班的好友王尚義（60年代臺灣校園文學名作家，去世於1964年，年僅27歲）相熟，並與王的大妹生了一位女兒。看看李敖的書，也是想知道有沒有關於王尚義的故事。有一天翻到一本李敖編的《蔣介石研究》，不料卻看到一整頁先父吳嵩慶的肖像，並稱他為“蔣介石的總賬房”，說先父是除俞鴻鈞以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後“盜竊”大陸國庫資金運到臺灣的重要人物。該書資料僅是引跟隨先父三年的一位湖北人詹特芳在大陸發表的一篇文章，詹在1948至1949年當過先父的機要秘書。

圖年筆者與父親吳嵩慶（右）攝於臺北家中

看過《蔣介石研究》後，也僅是暫時埋在腦後頭，筆者在海外的醫學工作實在太忙，除臨床、教學外還做研究，每天工作時間長，哪能顧及父親過去所做過的事。更何況父子相聚時短，他從來不談公事，所以也沒有問過他有關的事。

只是有一年，大約是1990年，洛杉磯的一位記者朋友陸大聲湊巧也在臺北，一天請他來家早餐，介紹跟先父認識。陸是見識廣的記者，對近代史的人與事都嫻熟於心，臨行前提問先父：“可否請教一下吳老先生有關上海淪陷前中央銀行黃金運出的過程？”先父略遲疑後斷然說：“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父親第一次回鎮海老家探親兩週，返臺北當天即逝世，享年90。母親當年91歲，身體欠佳，我即星夜趕返，在準備喪事及等候大陸幾位兄弟來奔喪期間，母親指著書房的先父手跡說：“快把這些寄去美國，由你保管吧。”那時海峽兩岸剛開通不久，她考慮到父親早些年的工作多少牽扯到國民黨政府的機密，他不止曾經擔任國民黨軍隊的財務、軍需總監達15年（1947—1962）之久，而且每週參加國民黨政府“總統府”軍事及財經兩次最高機密會議。如果給從沒離開過大陸的兒子們看過這些資料，也會影響他們在海峽那邊的生活，至少會帶來些困擾。他們業已過古稀之年，還是少知道些“不該知道的事”為好。

圖先父著便裝與蔣介石（左前）及蔣經國，父親身後為年青時之郝柏村（右後一，1990—1992年曾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現任臺北市長郝龍斌為其公子）

辦完喪事後，回美國依然為生活奔波忙碌，轉眼到了1996年先父去世五週年的前夕，臺北《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先生是先父老友，鼓勵我寫篇紀念文。在這前後我也看了他生前的兩本自傳《嵩慶八十自述》（中外雜誌社1981年版）及《嵩慶九秩散記》（1991年），裡面完全沒提黃金的事，於是就去翻他的遺檔，才發現他1949年的記錄，應是除2008年所公佈的《蔣介石日記（1946—1955）》（斯坦福大學館藏）以外，記錄國共內戰有關軍費的日誌的第一手資料，是黃金“秘檔”。先父的記載與詹特芳的回憶相合，可以說詹在大陸沒敢亂說，也沒有誇張，這可能與新中國實事求是的精神有關，另一方面在“坦白從寬”的政策下，詹也沒有誇誇其談的理由與膽量。

黃金秘檔浮出水面（2）

1996年9月筆者在《傳記文學》發表《家父吳嵩慶將軍逝世五週年》一文，率先提出上海國庫三批黃金運臺的史實：俞鴻鈞經手在1948年12月1日至1949年1月3日，用海關船運出上海的260萬兩為第一批；先父掌管的99萬兩軍費黃金為第二批，1949年1月裡用軍艦先運至廈門；5月，解放軍逼近上海，湯恩伯又取走20萬兩（或40萬兩），是最後一批。但是，筆者在過去的一年裡又發現新的一批，那是1949年2月7至9日用軍民航機運去臺北約60萬兩的黃金，在時間上應是第三批，5月上海解放前的最後一批就是第四批了。這第三、四批也算是軍費，但是第二、三批黃金是蔣介石不想讓“代總統”李宗仁知道的軍費秘賬，沒有公開支出記錄，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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