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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剛生了孩子沒幾天的產婦，揹著孩子走。爬一個大山坡時，沒輪到她坐車，走不動了。她丈夫是魯藝美術系的教員，便用一條繩子兜在她腰上，在前邊拉著她，一步一步地慢慢爬坡。有的單位有馬匹，就照顧有孩子的同志，安排馱筐，馱著孩子和行李。有一段黃河岸邊的小路，路很窄，還很滑，路邊是大陡坡，下面就是大河。一匹馬走過這裡時，蹄子一打滑，跪了下去。它背上馱筐裡的一個孩子就掉了出來，誰都來不及攔著，孩子就從山坡上滾下去了。所有同志都大聲驚呼，卻毫無辦法，只能緊緊拽住孩子的父母，眼見著一團黃塵，越滾越遠，越滾越小，最後滾到黃河裡，濺起一朵小浪花，孩子就沒了。

我那匹馬比較老，我一騎上去，它就走得很慢，我便一路步行。劉競雄呢，高度近視，看不見路，又不愛騎馬，就拉著我一起步行，我負責幫她看著腳下的路。我們每天一邊走，一邊聊，聊了十四天，聊了很多很多。競雄同志人很厚道，待人親切，對我就像對她的朋友似的。記得她說，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對我比較瞭解，總說“任均是學生出身，和別人不一樣，單純得很”。

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常鼓勵我，一遇見我，就像看見個不錯的孩子似的，笑眯眯地，邊說“任均”，邊衝我豎大拇指。他待人很親切，很誠懇，有求必應。不光是在延安，進城後也一直這樣。進城後，安子文是領導，不像在延安那樣經常遇見，所以曾經好多年沒有聯絡。50年代末在北京，有一次我為點兒事情去中組部找他，他不在，我就給傳達室寫下了姓名電話。沒想到，第二天他自己把電話打到我們單位找我，高興地說好久沒見了，熱情地跟我約時間，讓我去他那兒。去了後，他還像在延安那樣親切待人。聊了一會兒，他就痛快地問我什麼事情。我講了後，他說，你怎麼不早來？然後很熱情地幫我解決了問題。

我跟劉競雄一同去晉西北的路上，她的警衛員和保姆有時鬧矛盾。晚上住下來後，她就給他們開會，解決矛盾，還讓我也參加。我就坐在一邊兒，聽她的警衛員和保姆說理，聽不太懂。那一路上，吃什麼，住哪裡，我都不用管，都是由她的警衛員到老鄉家安排。到了一個地方，給我吃什麼我就吃，讓我住哪兒我就住。我那時候對錢沒概念，身上也沒一分錢。現在回想起來，那一路，到哪兒我都是吃完就走，睡醒就走，花了多少錢，是公家花的還是私人花的，我都不知道，都是劉競雄的警衛員去跟老鄉結算。就這樣，走了十四天，中間還連人帶牲口一起坐船過了黃河，到了晉西北賀龍同志那兒，在晉綏軍區平劇院跟一達會合了。這麼多年來，我在心中一直非常感謝安子文夫婦對我的照顧，我常常念他們的好。

在晉綏那兒，一次出門路上，我遇見江青迎面走來。心裡奇怪，她沒跟著毛主席、周副主席他們在陝北？我說：“江青同志也來了？”她說：“任均你也在這兒啊？”然後問了幾句生活、孩子，打著哈哈走過去了。1947年12月，一達奉命帶團去陝北米脂楊家溝給中央演出，還到前方給部隊進行慰問演出。我過幾天也將帶著大兒子延風隨後趕去。一達率團到楊家溝後，江青派人給他送來些奶粉，還寫來封簡訊，說，聽說任均要帶著孩子來，送些奶粉給孩子吃。那時在戰爭環境裡，生活很艱苦，連吃到小米飯都不容易了。大家一天只能吃兩頓黑豆碴子粥，很難消化，好多人都腸胃出了問題。我只能想方設法，儘量讓孩子吃得好點兒，增加營養。那樣時候，能看著孩子吃到奶粉，我挺高興。後來“*”，江青可能沒想起我。她知道我是維世的六姨母，要是想起我來，或許我也夠嗆了。或者，她是覺得我對她不構成威脅。在延安時，她一直挺客氣的，我雖然不喜歡她，對她一直敬而遠之，但像她來參加我們婚禮、給孩子送奶粉這點兒好，我還是念的。真想不到，這個人後來能有那麼大的野心，能跟幾乎所有熟人結仇，把大家都當敵人；能跟些造反派混在一起，荒唐地禍害中國近十年；能使用巴結她的造反派們，無情地整人近十年；能要了維世和那麼多人的命，成了作惡多端、禍國殃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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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上的艄公保住了我們的命

最驚險的一次行軍，是胡宗南退出延安後，1948年我們回延安過黃河那次。當時，賀龍同志已經回到延安，調我們晉綏軍區平劇院的一批人也回延安去。我們在山西那邊兒，走到黃河邊一個船碼頭，知道了去延安有兩種走法：一種是在那兒坐擺渡直接過黃河到對岸，然後走好幾天旱路，才能到延安；再一種是坐船沿黃河水路，順流而下一整天，到另一個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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