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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耍��1937年達到高峰。許多革命###、紅軍將領，一個個被戴上“反黨託派”、“反革命謀殺集團成員”、“外國間諜”等政治帽子，鋃鐺入獄，舉行公審，判處死刑。成千上萬的中下層幹部、知識分子、普通群眾也以同樣的罪名遭受迫害、監禁勞改，葬身於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

共產國際駐蘇聯幹部身為外國人，也未能倖免於難。“柳克斯”招待所內的氣氛日趨緊張。夜間經常有黑色囚車停靠在門口，樓道里傳來重重的腳步聲和“咣噹咣噹”的槍桿撞擊聲。第二天清晨，又有幾扇門上出現紅蠟封條，又有一批人不知去向，在黑夜中失蹤。逮捕“反革命”在“柳克斯”大樓一層一層地進行。樓下住的波蘭、德國等共產黨代表團幾乎被抓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歐陽新、郭紹唐等同志也突然不見了……

李立三的神色變得越來越沉重。他心事重重地對李莎說：“現在政治形勢很緊張，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可疑的人，絕對不要和他們來往。”

七七事變的訊息傳來，李立三義憤填膺，熱血沸騰。他一頁一頁地翻閱著報紙，尋找有關中國形勢的報道。到抗日鬥爭第一線去！這種熱切的願望使他夜不能寐，再一次向共產國際提出回國申請。在許多幹部陸續回國抗日的形勢下，李立三覺得他多年的期待將會實現了。沒有料到，事態發展急轉直下，一場災難正在向他逼近。

1937年8月，李莎和李立三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突然接到康生的通知，說有急事找李立三。李立三趕回城內，康生交給他兩封信，說要發往巴黎。收發信件本不是李立三的事情，但他把信收下，裝進公文包，便去《救國時報》辦公室，欲交給負責收發工作的於辛超。於辛超已提前下班，李立三隻好提著公文包上車站，準備回家。這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有人趁站臺擁擠、秩序混亂之機，把李立三手裡的公文包搶走。李立三立即向車站派出所報了案，又返回“柳克斯”向康生報告。康生拉下面孔，聲色俱厲地說：“這件事非同小可。很可能是日本特務有意偷去，想掌握共產國際的機密。必須馬上向蘇聯內務部報告。”

李立三那天晚上回家時，情緒十分沮喪。孰不知，在那些年代裡，“丟失機要檔案”是非常嚴重的政治罪名，輕者要受到黨內處分，重者則有可能被扣上“特嫌”的罪名。幸虧兩天之後，公文包找到了。李立三喜出望外，從車站失物招領處領回，送到康生手裡，讓康生當面檢查信件是否被拆看過。康生確認信件未曾拆封，便說：“這件事本沒有多大關係，因信件內容不算保密。不過，你原說你被搶，現在又把公文包招領回來，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應該老老實實向組織作個交代。”於是，王明、康生等藉機大整李立三，透過開會，批判李立三“翫忽職守”、“欺騙黨組織”。王明又藉機提出李立三是不是“勾結日本特務”，有意向敵人洩密等可怕的問題。

李立三和王明的舊怨新仇

王明和康生為什麼同李立三過不去呢？據王明說，他同李立三在國內就有嫌隙。具體情況是，王明是中共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首屆學員，因善於鑽營，深得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局局長兼校長米夫的青睞。1928年在反託派鬥爭擴大化中立過功，當時的一千多名同學都被打成託派，只有王明等二十八個半算是布林什維克。畢業後，米夫派他回國，原本是想讓他替代李立三，奪取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但是，當時中共中央領導層研究後，認為王明缺乏實際鬥爭經驗和鍛鍊，於是，派他去蘇區工作，他怕吃苦，不去；派他到基層工作，在工作中被捕後，又洩露了黨中央在上海的秘密住址。黨中央給了他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並決定：“若不悔改，便清除出黨。”因而，一時得不到重用。

在國內批判李立三的鬥爭中，康生一擊有功，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由一個普通幹部，一步登天，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長。為找個安全地方，決定走王明的路。1933年7月帶著老婆曹軼歐、小姨子蘇枚離開上海來到莫斯科，一頭扎進米夫、王明的陣營中，緊跟王明的指揮棒轉，不久便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兩人沆瀣一氣，妄圖篡奪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康生對王明竭盡吹捧之能事。特別是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表現得更加露骨。

當時，由於中共中央正在長征途中，中斷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國內無法派出代表到莫斯科出席會議，只得由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出席。李立三作為代表也參加了會議。會後，王明與康生共同策劃了一個篡黨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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