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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在其父於1926年12月25日去世時成為天皇。雖然年僅25歲，他作為攝政已經獲得寶貴的經驗，而且他也去許多國家旅行過。一方面藉著他對英國君主制的仰慕，另一方面由於美濃部達吉的影響，他很願意作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君主。當前的問題是憲法有關君主的角色非常曖昧。

但立憲制度不是對裕仁的惟一影響。小時候他在軍人的強烈影響下成長，首先是乃木希典將軍，接著是東鄉平八郎艦長。他的家庭教師也包括民族主義者杉浦重剛（1855～1924）。作為一個個人，裕仁孤高，遠離民眾。他在名義上是神明，而實際上是一個對普通百姓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的精英。

裕仁的年號是“昭和”，意味著“百姓昭照萬邦協和”。事實上，昭和時代的特色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來自國內與國外的危機與戲劇性的事件。

在國內，經濟並非處於良好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日本有好處，使日本能填補西方列強因戰爭在亞洲留下來的市場缺口。在戰爭年代，工業生產增長四倍，出口增長超過兩倍，而經濟整體而言增長50％。由於需求如此高，日本也能夠實驗新科技與產業多元化。財閥尤其能從戰爭之中獲利。但戰後物價崩潰，而持久的經濟不景氣來臨了。當大財閥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差距變得更大時，所謂的“雙重經濟”變得更糟。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的重建提供了一個短暫的復甦，但接下來在1927年發生金融危機，全國有1/4的銀行破產。絲仍然是一個主要的出口專案，但物價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暴跌超過一半以上。農業部門在1930年受到米價暴跌的進一步打擊，而當日本承受當時全球性經濟大恐慌時，首當其衝的是農業部門。在1926年與1931年之間，農村現金收入的指數從100暴跌至33，是城市收入跌幅的兩倍以上。

都市人口快速增長，這本身是社會問題的一個根源。1895年，在當時日本人口4200萬人之中只有12％的人住在人口超過1萬人的城鎮，但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當時的7000萬人口之中居住在人口超過1萬人的城鎮的居民增加至45％。當然，並非所有的都市居民都富有且享受高生活水平，但一般而言，鄉村生活與城市生活差別很大。鄉村的特色是生活水準較低、過傳統生活方式，而都市生活的特色是至少有致富的希望以及摩登生活和西方事物，其象徵是日文“モガ，モボ”（摩登女郎，摩登紳士）。這在鄉村社會引起更大的不滿。這對軍方有利，因為軍方兵員有很大部分來自鄉村，且軍方跟鄉村居民一樣共享基本上保守與較不具國際觀的生活。

軍方與許多民眾逐漸對經濟與政治發展感到憤憤不平。人們普遍認為，大企業對政治有太大的影響力，大到腐敗的地步，甚至於政治人物自己也這樣想。1927～1929年的政友會政府被最大反對黨的立憲民政黨稱為“三井內閣”。1929～1930年的民政黨政府，反過來被政友會稱呼為“三菱內閣”。

許多人把腐敗的真正根源指向西方的影響，他們把議會制度、大企業、個人主義及相當自由的都市生活方式等事物統統視為西方的邪惡。日本採納西方經濟與政治制度，但到底達成了什麼？人們逐漸對此表示不滿，尤其是這些制度顯然未能阻止西方的經濟大恐慌。對比之下，納粹在德國與法西斯在義大利的興起是一個訊號，或許較不民主的制度將比較有效，而甚至於某些西方國家本身也開始這麼想。

當人們對民主逐漸感到不滿與不容忍時，來自軍方有較多呼聲要求追求領土擴張政策以解決日本的災難。眼光轉向中國。當政治人物猶豫不定時，軍方放手一搏。

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極端分子蓄意在中國瀋陽附近炸燬一列火車，軍閥張作霖（1873～1928）被炸死。爆炸案的策劃人聲稱這是中國土匪幹的，他們希望利用這個作為在本地區發動軍事行動的理由。日本軍方溫和派阻止形勢升高，但爆炸案陰謀者僅受到象徵性的懲罰。裕仁責備田中義一首相未能採取堅定的行動，田中因而辭職，但裕仁本人也沒對爆炸案陰謀者採取行動。

第二節　昭和時代一開始就遭遇麻煩（2）

接替田中出任首相的是濱口雄幸（1871～1931），他也很快面臨危機。在1930年倫敦海軍會議中，他未能獲致對日本主力艦比率的重大改善。倫敦會議旨在檢討華盛頓會議有關海軍限制的協議。這事在日本國內引發民眾的憤怒。濱口被一名狂熱的右翼青年槍殺，終因傷重不治而死。幾年後，日本退出所有有關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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