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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隨即被壓迫式地看做病態的歇斯底里症的根源。另一種與兒童有關。兒童的性行為積極活躍，這一“發現”同兒童的性徵“違反自然”這一斷言緊密相連，更進一步的語境與婚姻家庭有關。婚姻中的性是要負責任和自我調節的，不僅要侷限於婚姻之內，而且應以專門的和不同的方式進行安排。避孕是不允許的。家庭規模的控制被認為是自發地從有節制的快感尋求中出現的。最後，一系列的性倒錯被明確界定，對它們的診治模式也被描述出來。

對福柯來說，性徵的發明是與現代社會的形成、鞏固相關的某種不同程序的一部分。現代國家、現代組織都依賴於跨時空的對人民的微觀控制。這些控制隨著“人體的解剖—政治學”——致力於調控身體力量的身體管制技藝——的發展而產生，“解剖政治學”隨即成為更為廣泛的奠基性的在生物權力領域的一個焦點。福柯：《性史》，卷1，第142頁。

福柯在一次訪談中指出，性研究令人大傷腦筋。畢竟，為什麼還要拉長另一種話語來新增到業已存在的多樣性上？令人感興趣的是“性徵機制”，也即身體和快感的確定經濟的出現。福柯：“肉體的懺悔”。福柯越來越多地注意到了這個與自我相關的性徵機制，他對古典世界的性研究有助於在對其進行考察的時候表明這個問題。米歇爾·福柯：《性史》；卷2；《快感的享用》；序言；1987。希臘人關注的是對“自我的呵護”的培植，但是以一種與現代社會秩序中自我的發展截然相反的一種方式來進行的，福柯有時將極端偽裝下的自我呵護貼上“自我的加利福尼亞海灣”的標籤。在這兩種有關自我的態度之間，則是基督教的影響。在古代世界，至少在上層階級中間，自我的呵護被整合進了文明的、美學的存在倫理中。對希臘人來說，福柯告訴我們，食物和飲食比性要重要得多。基督教用業已廢棄的自我觀來代替古典觀點：自我有待於描述，它的真理有待於識別。在“自我的加利福尼亞海灣”中，“由於心理學或精神分析學，人們被設想為發現了真實的自我，將自我同可能混淆自我、外在於自我的東西區分開來，對自我的真理進行描述。”米歇爾·福柯：“論倫理的系譜學：當前著作概覽”，見保羅·拉賓芬：《福柯讀本》，第362頁，企鵝叢書，哈蒙茲沃斯，1986。有關福柯和自我的最好的間接討論，見露易斯·瑪卡蕾：《福柯和女性主義》，政體出版社，劍橋，1992

性徵和體制變化

“性徵”，如福柯所言，確實是首先出現於19世紀的詞語。這個詞早於1800年代就存在於動物學和生物學的技術行話中，但直到20世紀末它才被廣泛運用於與今天意義上的這個詞有密切關聯的事物中。《牛津英語詞典》對這個詞的定義是“性的特質或具有性的特質”。這個意義上的這個詞出現於1889年出版的一本書中，這本書關注的是為何婦女容易染上男人能夠避免的多種疾病，而這正是從女性的“性徵”進行解釋的。斯蒂芬·海絲：《性困境》，第7～16頁，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倫敦，1982。它最初是同抑制女性性行為的意圖密切相，這一點在那一時期的文學中大量地體現出來，性徵作為焦慮的源泉出現，它需要解決；渴求性快感的婦女尤其不自然，正如一個醫學專家所寫：“男人的天性（性亢奮）對女人來說是個例外。”斯蒂芬·海絲：《性困境》；第17頁；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倫敦；1982。

性是一種社會建構，它在權力的領域內活動，它不僅僅是一套或許找到或許沒找到直接釋放的生物刺激。然而，我們不能接受福柯這樣的主題：從維多利亞直到最近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條對性的“關注迷戀”的直接演進之路。有關這個觀點的一個說法，見海絲《性困境》。透過維多利亞的醫療文學而揭示出的性，在那裡被有效地邊緣化的性，同今天作為日常現象的性——它有成千上萬的書籍、文章和其他的描寫資源——之間存在大量的對比，更有甚者，正如一代代的婦女所尤能證實的，維多利亞時期及其之後的壓抑在某些方面十分真實。勞倫斯·斯通：“西方歷史景觀的激情依戀”，見威廉姆·格林和伊斯爾·佩爾森：《激情依戀》，自由出版社，紐約，1988。有很多有關壓抑假說的討論。如彼德·蓋依：《資產階級經驗》，卷1，1984年；卷2，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1986。還有詹姆斯·馬霍德和克里斯汀·溫伯格：《莫舍檔案》，阿諾出版社，紐約，1980，這本書討論的是卡莉亞·莫舍對45名維多利亞婦女進行的研究。她的問答者中有34％的人說她們“總是”或“常常”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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