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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學校開辦於1839年，亦即鴉片戰爭前一年。容閎作為第一屆學生，由古特拉夫夫人的女校轉入。主持馬禮遜學校校務的是一位耶魯大學的畢業生，美國人，名叫勃朗，年二十九歲，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以其生平經驗從事教育工作。他不但是為中國創辦西塾的第一人，並且也是為日本最早創辦教會學校的教育家，首批赴美留學幼童東京的明治學院便是由他創辦的。勃朗後來接受耶魯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

和容閎同班的中國學生有五人，課程分初等算術、國文和英文，上午以英文教學，下午以國文教學。1846年12月，勃朗先生因病歸國，容閎和其他兩位同學便跟從他到美國留學。

自費出國的第一位留學生

容閎到美國留學的那一年是十八歲，他是中國最早到外國留學的留學生。比起日本明治維新的啟蒙家吉田松蔭，因偷渡留學未成而被捕還要早八年。容閎是私費留學生，未受政府資助，不像日本第一號留英的留學生——明治政府的第一任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是由推倒德川幕府的毛利藩資助派遣的。也就是說，容閎在耶魯大學畢業的那一年（1854年），日本還沒有一位派到外國的留學生。

中國人到外國學習西洋文明比日本早上幾十年，可惜容閎的留學是私費，不是公家派出，所以中國沒有一套留學制度。到辛亥革命前夕，清廷反而派出公費留學生到日本學習，當時公私費留日學生竟達萬人以上，孫中山的興中會會員都是當時的留日學生。

容閎是自費留學，“予等均貧苦，若自備資金，則無米安能為炊。幸勃朗先生未宣言前（還沒徵求容閎等要不要去美國留學），已與校董妥籌辦法。故予等留美期間內，不特經費有著，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養贍。既惠我身，又及家族。”（容閎著《西學東漸記》第二章）資助容閎留學的校董，指的是前述美商阿立芬特公司（為美國紐約鉅商三兄弟所設），另有任香港《中國日報》主筆的蘇格蘭人蓄德魯特、美商李企、蘇格蘭人康白爾等人。他赴美乘坐的輪船亨特利思號，也是美商阿立芬特公司所有，專來中國運載茶葉，自香港至紐約，不取船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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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號留學生：容閎（2）

十九世紀中葉，西洋人到中國有古特拉夫一類的充當帝國主義尖兵的傳教士，也有美商阿立芬特一類的解囊相助促成留學的商人。

容閎等三人於1847年1月4日，由黃浦出發。乘船在驚濤駭浪中，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於4月12日始抵紐約，共在海上度過98天。“當時紐約人口僅有二十五萬，但危樓摩天，華屋林立，人煙之稠密，商業之繁盛，已可與倫敦相頡頏，成一極大之都會。”當時美國的生活程度不高，“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

他們即由紐約到麻省進孟松學校，這所學校是考大學的名門預備學校，當時美國尚無高等學校。孟松學校校譽獨著，“全國好學之士，莫不負笈遠來”。本來，容閎等三人的留學，以二年為限，不包括進大學的資助。孟松學校修完兩年畢業，同學黃勝即因病歸國，另一同學黃寬轉赴英倫進愛丁堡大學醫科，繼續受資助，以七年苦學完成學業後回國從醫，成為“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醫生。獨有容閎以半工半讀進入耶魯大學研讀，拒絕接受勃朗先生所提出的以畢業後當教士傳道為條件的資助。

據容閎自稱：“予於一八五四年畢業，同班中畢業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國人而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實自予始。”（《西學東漸記》）

憂國憂民的書生情懷

耶魯大學畢業的容閎，因曾在兄弟會藏書樓任司書之職（圖書館管理員）2年，相識之人亦多，學界中交遊尤廣。因此，不免有“久居不歸，樂不思蜀”之奢願。但禁不起阿立芬特公司的慫恿，便於畢業那一年束裝回國。回到廣東老家，一見母親，便告訴她說：“兒今既以第一中國留學生畢業於耶魯大學，今後吾母即為數萬萬人中第一中國留學畢業於美國第一等大學者之母。此乃稀貴之榮譽，為常人所難得。”

容閎的學成回國，表面上是遵循資助者的慫恿，回到中國替他們傳教，內心裡卻是抱有“旦夕圖維，以冀生平所學，得以見諸實用”。因為“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無時不耿耿於心”，他在書上說：

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此痛苦與壓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轉不之覺也。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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