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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說，他向粟總長報告。”

“我說，你要知道，明天我就要開始行動了！”

在場的當事者王德是這樣敘述這件事的：

“據粟裕總長身邊的參謀張劍同志回憶：張愛萍司令員與陳賡副總長在電話中交談了很久，開始陳賡副總長試圖說服張按總參電報指示精神，暫緩執行對一江山的作戰行動。張司令則堅持建議於18日發起進攻，並反覆闡明利弊，請求陳賡副總長代向粟裕總長轉報我‘浙東前指’建議執行16日原計劃的理由。”

“張愛萍將軍終於說服了陳賡副總長。陳還問他：‘你有絕對把握嗎？’張答：‘把握肯定有，只要美軍不介入。但，“絕對”兩字不好說。’”

就在等待總參回話的時候，參謀方宗嶽將華東軍區某領導的命令抄件遞上來：“把部隊撤回，停止攻擊一江山島作戰計劃。”

這位領導是1954年上半年到任的，那時大陳作戰計劃的先期實施實際上已經開始。

方宗嶽回憶：首長看了一眼，手一揮，說了兩個字“出發！”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就在其他人都主張大打時，父親力排眾議，堅持初戰只打把握更大的一江山，軍委肯定了這個方案。但在行動的關頭，怎麼上面反而倒都認為這是一場沒有把握的仗呢？從總參謀部表態的曖昧上，看得出，他們對這一仗是持有懷疑的。難道真的做錯了什麼嗎？

我找到的只是當年父親在開戰前兩個星期給軍委的一份報告。

軍委和軍區：根據對一江山作戰準備情形看，其兵種器材之多，工作之複雜費時，陸海空軍部隊既無現成經驗（連每一艘船的裝載，均需多次研究試驗），以及缺乏現成的登陸器材等等，都說明不是如像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臨時性的只指揮作戰的機構所能擔負的。

此次，並非是一切都由原部隊準備好，我們僅做臨時戰鬥準備。而是連調查徵集並修裝艦船、運送物資、擴建機場、艦船基地、作戰訓練等等全部準備工作，都要由我們來完成。今年及以後，解放東南沿海諸島任務更加繁重，其準備工作和作戰指揮，需由專門的領導組織才行。如照現狀下去，不僅對作戰工作有影響，對軍區全盤工作亦有影響。

我建議（略）

本知無不言態度，僅呈參考。張愛萍1月4日於甬

字裡行間，看得出父親的怨氣和無奈。是啊，前指，只是一個作戰指揮機構，陸海空軍的裝備、戰場保障、後方和各項勤務保障，應該是戰區的任務。如果戰區不能很好地配合，反而掣肘，再加上個人恩怨，那事情就難辦了。但父親的信只能就體制質疑，除此，他還能說什麼呢？

時任20軍副軍長、登陸指揮所司令員黃朝天在他晚年的回憶文章中說，當時，也是軍區領導命他撤回部隊，他沒有服從。他說登陸部隊歸前指指揮。他是他的老首長，也許因此得罪了。但他認為自己沒有錯，作為一名軍人，能參加這樣一次戰鬥，他終身為此驕傲。

父親應該感到欣慰了。一個團隊，一個同仇敵愾的團隊，一個團結在他周圍的、對他無比信賴的團隊，是贏得勝利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失去了這次機會，那麼他們下次，或者是再下次，他們一定成功！

總參謀部為什麼會對這次作戰行動一再提出質疑，張震在他的回憶錄中已有所披露，還是華東軍區自己內部不同意見所致。回顧歷史，排除人為因素，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借鑑。和平時期，在區域性戰爭中，面對現代化的諸軍兵種的協同和保障，面對錯綜複雜的戰場建設和準備，由戰區派出前指顯然是不妥的。既然是由戰區負責保障，前指一定是由統帥部派出，級別高於戰區，才可能做到保障服從作戰的需要，而不是掣肘。這也可以算是對我軍在研究未來作戰的指揮體制時的一個參考吧。

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寫過一部長篇小說，題為《一日長於百年》。當一樁策劃已久的大事件終於來臨時，每一分鐘都會像一年那樣漫長。

北京，中南海。

陳賡迅速向總參謀長粟裕彙報。粟裕遂要陳賡速報彭德懷。此時的彭德懷正在中南海參加政治局會議，在得到報告的同時，即打斷會議，向毛澤東報告前方指揮員的判斷和決心。毛澤東沒有馬上表態，當即徵詢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意見，然後對彭德懷說：授權你來下這個決心吧！

總參的否定意見是經報彭德懷同意的，可見彭老總對打這一仗也有所猶豫。但是，他當即表態“相信前線指揮員”，他說：我們都是打過仗的，按愛萍的意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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