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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回憶到這段經歷時，好像是在對我說：“不在於別人瞧得起瞧不起，而在於自己瞧不瞧得起自己。自己不努力，在哪裡幹都沒出息。當時書記是譚震林兼，但他專注搞他的地方工作。我是副書記，我和參謀長趙俊和政治部主任丁秋生商量，召開幹部大會。我就講，不管野戰軍、地方軍還是民兵，都是國防工作的需要，沒有高人或低人一等的問題。現在任務輕了，那就更可以集中精力把民兵工作做好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我們3個人都是下了決心的，決心老死杭州！哪個不願幹可以報名調走。”

好一句“老死杭州！”從狂風激浪和戰火硝煙中走來，他在浙江的生活相對是恬靜的，如涓涓溪流。

初到杭州，組織上安排我們住在原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館。全國解放後，中央人民政府宣佈，原國民黨政府及其官僚資本的財產歸國家所有，杭州地區沒收的房產就由當地的黨政軍機關和部門分別使用。說起司徒雷登，國人並不陌生，中學教科書中選用毛澤東的那篇檄文《別了，司徒雷登》，讓大家知道了這個美國人，雖然，現在有人說這裡多少有些歷史的誤會。這個大名鼎鼎的豪宅，父親去看了看，他說，這怎麼行？把它改作招待所。當年在浙江軍區工作的林傑同志還記得：“負責安排的副參謀長趙俊解釋說，你是這裡的最高首長嘛！張愛萍說，什麼最高？生活上的事，向老百姓看齊，不向美國佬看齊。”

我們搬到了萬松嶺，90年代我故地重遊，這裡已改為司令部的通訊總站了。司徒雷登的房子經過整理後，朱總司令、董老，還有少奇同志來杭州時都在這裡下榻。後來我們搬去南京，安排在人和街11號，住進去後又搬了出來。父親說我不能住這樣好的房子。身邊的工作人員不服氣，說你搬走了，其他軍區首長不照樣住？父親一下子惱怒起來，說：“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住不住司徒雷登的房子，對父親來說，不過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樁，在他的記憶中早就消失了。還是林傑同志回憶：改為招待所後，機關同志可以散步到西湖邊了，每當看到這座豪華漂亮的公館，都感慨萬千。不要小看了這點事，張司令員住房子的故事，在部隊的幹部、戰士中不脛而走，尤其在剛剛解放了的杭州老百姓中，對比國民黨大員驕奢淫侈的做派，給這個人間天堂帶來了共產黨執政後廉潔務實的風氣。

林傑同志寫過一篇文章《終身難忘的黨課》，記述了當年我父親給軍區機關講黨課的情景。他說，我提了個問題，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個政黨區別的最重要的標誌在哪裡？張司令的回答使我震驚。他說，除了黨的綱領外，主要看領導人的言行。言和行，主要在觀其行。不要被政客們的花言巧語所矇蔽！林傑說：“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仍是那麼新鮮，那麼值得回味。”（注：《緬懷張愛萍》357頁）

他可以按時上下班了，可以到幼兒園去看望我了。記得他曾給我帶來塊巧克力糖，看著我把它吃掉。他走後，老師就懲罰了我。知道嗎？你違反了紀律，家長帶來的東西是一定要上交的，由老師平分給全班小朋友。你既然吃獨食，那好，以後別人的東西就沒有你的份了。我很痛苦，倒不是因為吃不到別的小朋友的糖果，而是為自己被逐出了這個集體而傷心。

那時正趕上三反五反，父親要母親和他一起回憶自己有沒有佔過公家的便宜，母親說後勤的張渭清同志曾送過一支派克鋼筆，父親說，那要交出來。還有當時公家給每個人做一件便裝，父親說，順便也就給你媽媽做了一套，這屬於佔公家的便宜，他做了檢討，補交了錢。

這算是“賦閒”嗎？在我的記憶裡，父親和我談過他和陳老總有一段關於賦閒的談話。大意是這樣的：陳老總對我父親說，人啊，這一生很難琢磨，這話是毛澤東講給他聽的。1943年，華中局有人告狀，中央把他從前線召回延安，他以為毛澤東是要報在閩西時的一箭之仇。（注：在紅4軍時，陳毅、朱德同毛澤東有過分歧和爭論，之後，毛澤東被免去了職務）但毛說，人家要你幹，你就幹；不要你幹呢，你就休息嘛！讀些書，下下棋，你不是會下圍棋嗎？他這一說我就頓悟了……

父親是不是也頓悟了呢？他沒有說。當然，他可不像陳老總那樣有高超的棋藝和雅興。他只是說了句：“陳老總對我說，你這個同志啊！太呆板了。”

他有自己專注的領域。

浙江，真是個有意思的地方。在全國，它幾乎是地域面積最小的一個省份，但它所屬的島礁卻又是全國最多的，達3000多個。它的海域面積超過了陸地的兩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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