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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加入了道家的成份，“明君無為於上”。君主不應該有所作為，因為他看到以前的君王一般都無所作為，政績平平。所以應該有一部政府機器，它的運轉是那麼公平，那麼完美，我們的統治者是否明達則無關緊要了。於是，君主就成了一個掛名的國家元首，就像當代君主立憲的政府一樣。英國有一個國王為建築物奠基，為輪船命名，為人們授勳。但是，這個國王對國家來說並不重要。他是好是壞，聰明與否，或者比較一般，都無關宏旨。制度自己在運轉。這實質上就是君王無為的理論，它由韓非子予以闡釋，並在英國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把孔老夫子稱作道德思想家，他的懦弱的道德說教被尊崇為“政治”理論，這實在是命運對他開的奇特的玩笑。讓仁慈道德的人來管理政府，如此異想天開的觀點，連大學二年級的學生都哄不過的。如果這種觀點能行得通，我們滿可以依靠汽車司機自發的謙恭有禮去調節紐約百老匯大街的交通秩序，而無需紅綠燈了。任何一個有點頭腦，有點歷史常識的學生都會看到依靠所謂道德的力量，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政府總是世界歷史上最腐敗的政府之一。原因之一併不是因為中國的官員們比西方官員更墮落。一個簡單而無情的事實是，如果你把這些官員當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國人一直做的那樣，結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會成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會成為無賴、騙子或竊賊。然而，如果你把他們當做無賴、騙子或竊賊，用監獄相威脅，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樣，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變為無賴、騙子或竊賊，十分之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們是仁人君子。結果你至少得到了一個表面上廉潔的政府。即使是這樣一個表面上的東西也是值得爭取的，這是中國早就應該爭取的，這是韓非子兩千多年以前的忠告，那也是在他被迫服毒之前的事。

中國今天所需要的並不是對政治家們進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給他們多準備一些監獄。在那些貪官汙吏們可以大模大樣地定購去橫濱或者西雅圖的一等艙時，談論建立什麼廉潔政府，純粹是白費力氣。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處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榮譽的官員們拉出去槍斃的勇氣。唯一能使官員們保持廉潔的辦法是威脅說一旦劣跡被揭露就要處以死刑。那些認為我所講的將人性置於法制之下的觀點傷了他們感情的官員們，就應該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願意在一個嚴格按照孔子仁政觀點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資，在這裡，股東們不舉行任何會議，不清理帳目，別人也不查帳，為債務問題潛逃的財務管理員或經理也得不到懲罰。中國政府正是以這種紳士風度管理著。如果現在的政府有了什麼改進，也是由於受了西方的影響。西方人敢於要求統治者清理帳目，不害怕這樣做會使自己失掉任何紳士的榮譽。然而，在中國政府得到徹底改造之前，它就永遠會像一個混亂的股份公司。這裡只有經理和職員們在牟取暴利，股東們卻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喪——他們就是中國的黎民百姓。

第七章　文學生活

一種區分

中國人把文學分為兩種：教化的和娛樂的，或稱為“載道”的與“抒情”的文學。兩者的區分顯而易見：前者是客觀的，闡述的；後者是主觀的，抒情的。中國人都聲稱前者比後者具有更大的價值，因為它能夠陶冶人的性情，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基於這一觀點，他們便看不起小說和戲劇，認為它們是“區區小技，不足以登文學之大雅之堂”。而詩歌則不然，他們不僅不輕視，其修養與尊崇程度且遠勝於西方。不過事實上，中國人全都在暗地裡閱讀小說和劇本。一位官員在他的文章中可以大談其仁義道德，然而在私下的談話中，你可以發現他對《金瓶梅》和《品花寶鑑》中的男女主人公了如指掌，前者是典型的色情小說，後者的同性戀等淫穢描寫與前者也不相上下。

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教化的文學”從總體上看質量較次，充滿了道德說教的陳詞濫調和極為幼稚的推理過程，並且由於害怕被斥為左道邪說，其觀點也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故而中國文學中有可讀性的部分只是西方觀念上的文學，包括小說、戲劇和詩歌，亦即想象的文學而非觀念的文學。在這種情況下，本非經濟學家的學者在寫有關賦稅制度的文章，不會持鐮的文人卻在寫農業的狀況，並非工程師的政治家在寫諸如“黃河保護方策”（最為普通的話題）等文章。就學者們的觀點而言，他們只不過是在孔學之中翻翻筋斗，在孔廟門庭裡尋找牛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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