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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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著這樣的心理，這份工作對他沒有多大不便。心緒不好時乾脆關門，上樹林裡或者高爾夫球場。天熱或者下雨，他便蹲在郵政所裡看書或打牌。

他僱傭一兩個朋友當臨時工。凡他認為重要的郵件，定期處理。凡他認為不重要的郵件，如學校通知或郵購廣告，扔在手推車裡，高興時才送去。他認為一文不值的郵件，便隨手扔掉。值得一讀的期刊，收起來藏在郵政所後間，一放便是幾天，那是郵政所長和他的朋友的閱覽室。

處理郵件的問題不大，顧客卻難對付。郵局無固定營業時間，信件無故延誤或丟失，加上這位社會公僕的態度，招來許多不滿。福克納對朋友肯通融，對熟人有禮貌，對催得緊的陌生人會很粗暴。起初，人們表示不滿的方式多半還算客氣，不過分認真：有一個學生刊物戲稱這位郵政所長奉行“郵件決不及時上架”的原則，工作時間是“週三11：20～12：20”。日子一久，人們忍無可忍，官方也不能裝聾作啞，只好進行調查。3　年下來，福克納已攢了些錢，不久買了一輛汽車，更便於同菲爾或偷偷地帶女人出去遊玩。

從紐約回來後的3　年裡，福克納繼續在學生刊物上發表創作——幾幅畫，一幅印象主義的素描叫作《小山》和兒篇評論。1922 年6　月，發表了一首詩《肖像》在《兩面派》上，那是一本聲譽蒸蒸日上的“小刊物”。隨著對唯美主義的好感衰退，他的寫作變了。不久，他花更多的時間改詩而不是寫詩。雖然第二本詩集《綠枝》要到1933 年才出版，其中不少詩都是20 年代寫的，全部成於1926 年以前。

詩寫少了，評論多了，他評論的詩人有W。A。珀西（25）和康拉德·艾肯（26），戲劇家尤金·奧尼爾（27）和小說家約瑟·赫格希默（28）等。這幾年在詩歌和繪畫方面無大進展，評論文章則不然，提出了今後一直關注的種種問題。

有一篇評論文章引用了肖恩·奧凱西（29）的詩句，描寫頭戴法冠的主教們擠在天堂的柵欄外，爭睹海倫（30）裹著金色披肩在花園裡散步的芳容。這些詩句經他改寫後用在《綠枝》的第三首詩中，後來又用在《村子》和《大宅》中。另一篇評論提出熟悉的地區和方言可否入書、“有真才實學的人”應否滿足於已有成績等問題。

又一篇文章提出了對唯美主義的懷疑，這些懷疑己在改變他對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看法。他先把約瑟夫·赫格希默的小說同生命的纖弱、同生活的恐懼、同一個體質孱弱但敢於反抗命運和環境的人的恐懼，尤其同“性的苦難”緊密聯絡起來，進而把赫格希默的作品同一個略經化裝的形象、讀過濟慈和福克納的人無不熟悉的形象聯絡起來。文章寫道：“《林達·康登》（31）不像是小說，更像一段美麗的柱雕，若干個令人難忘的人物定格在無聲的動之中，超越時空。”福克納稱赫格希默的人物並不在自己周圍創造生活，“倒像是木頭人，根據作者的衝動擺出優美而毫無意義的姿態”。

福克納評論赫格希默的文章發表於1922 年12 月15 日，不乏精闢的見解。

它提到《大理石牧神》中的沉穆的花園和《木偶》中的啞劇角色，有同情有批判，說明福克納在自我中心的同時有自我批評的潛力。有一語可稱警句：“可以想見赫格希默沉浸在《林達·康登》中，把它當作一個靜止的海港，那裡年歲傷不到他，人間的流言蜚語傳來，不過像遠處朦朧的雨聲。”即使在回首前塵時。他也在向前看。昆丁·康普生為了逃避討厭的聲音和氣味，遁入查爾斯河的“秘密的庇廕處”。

1933 年，《喧譁和騷動》寫成後幾年，福克納說這本書是他自制的花瓶，為了可以遁入其中，雖然“明明知道不可能永遠呆在裡面”。1932 年，他寫過蓋爾·海託華在教堂裡、在牧師的天職中、在神學院的校園內尋求類似的庇廕，“當他深信自己聽見了上帝的召喚，他彷彿預見了自己的未來，自己的一生，白壁無瑕，周身完整無缺，像一隻典雅沉穆的花瓶。靈在其中求得重生，生活的厲風颳不到他，平安地死去，只聽見遠處被阻遏的風聲。”評赫格希默一文所指出的死衚衕，在《軍餉》（1926）中也有反映。福克納把瑪格麗特·鮑爾斯這個人物同有人對比亞茲萊的畫的批評——做作、頹廢、充滿了“浮華的樹和令人無法忍受的噴泉”——聯絡在一起。20 年代初，他雖已發現詩歌虛偽，自己受不了，但是，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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