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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閱讀和思考也使他的革命思想更為成熟，並逐漸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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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奇文婚姻危機（1）

就在卡斯特羅在獄中積極推動反對巴蒂斯塔的革命運動的時候，古巴國內的局勢也正在發生變化。由於巴蒂斯塔的軍事摧殘，各黨派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因此巴蒂斯塔順利被選為總統。這時，古巴交友會陣線和新聞集團，如《海軍報》、《國家報》、《前進報》、《自由新聞報》、《警覺報》、《世界報》和《波希米亞》雜誌紛紛與巴蒂斯塔政府展開對話，提出尋求新的出路。另外，真正黨人和國內外正統黨人也發出不同的聲音，並要求巴蒂斯塔辭職，恢復憲法。在這種情況下，巴蒂斯塔決定採取取消新聞檢查和赦免###措施，以此削弱反對派的對立情緒。首先被赦免的有加西亞·巴爾塞納斯教授和流亡墨西哥的原總統卡洛斯·普里奧。這時，真正黨人和正統黨人主張用武裝起義反對巴蒂斯塔政府，而且由此走上了公開聯合的道路。

鑑於形勢發生的變化，卡斯特羅在獄中迅速做出反應，決定派梅爾瓦前往墨西哥與勞爾·馬丁內斯和萊斯特·羅德里格斯聯絡，希望能與他們建立聯合戰線。但是，他在1954年6月18日致梅爾瓦和艾德的信中，又對此強調指出說：“這個組織對我和‘運動’的態度是這樣的：7月26日以後，不承認我們，排斥我們，破壞我們，瓦解我們的成員，向他們灌輸謠言……吹噓他們幾百萬財富的優勢；26日期間和以後的時間，妒忌我們，批評我們，攻擊我們，甚至說我們與巴蒂斯塔一樣搞政變；法庭宣判後，封鎖我們，使我們在與誣衊、罪惡、貧窮的鬥爭中孤軍奮戰……我希望向在墨西哥的人表明這一切。……蒙特利爾條約是正統派的一個致命錯誤，因為與昨天不可調和的對手進行了聯合……承認11月1日的選舉是推翻現政府的合適道路就等於推行機會主義路線……利用正統黨創始人的名義追逐個人利益，參加一種沒有直接投票、搞獨裁遊戲的舞弊選舉，這是一種不可寬恕的卑劣行徑……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我們應保持‘運動’的獨立性，就像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所做的一樣……”

不久，梅爾瓦從墨西哥回國，並將那裡的情況，尤其是“效力於普里奧的人員”正在抓捕流亡到中美洲的“七·二六”成員的情況報告給了卡斯特羅。另外，她還弄到原總統普里奧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的手下人打入“菲德爾組織”，進行分裂活動。這樣一來，要聯合這些人已經變得不可能。

1954年6月間，在斷斷續續的寫作中，卡斯特羅終於完成了《歷史將宣告我無罪》這篇重要文章。這篇文章對古巴的社會主義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文稿寫成後，卡斯特羅透過各種秘密渠道將原稿送出監獄，其中之一的方法是，據路易斯·奧蘭多·羅德里格斯回憶說：“取下雪茄煙的外包裝，在極薄的紙上用極小的字型書寫，然後把雪茄重新包好……接待完來訪者，客人走時嘴裡總叨著一支雪茄，有時還冒著煙，但都清楚地知道何處熄滅雪茄而不損傷文章和尋找機會交出雪茄。許多人來時也吸著煙，我們進行調換，很明顯走時帶出了文章……不是全部，但大部分文稿是這樣傳出去的……”

卡斯特羅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開篇便揭露道：“諸位法官先生，這裡所發生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一個政府害怕將一個被告帶到法庭上來；一個恐怖和血腥的政權懼怕一個無力自衛、手無寸鐵、遭到隔離和誣衊的人的道義信念。這樣，在剝奪了我的一切之後，又剝奪了我作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權利。請注意，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停止一切保證、嚴格地執行公共秩序法以及對廣播、報刊進行檢查的時候。現政權該是犯下了何等駭人的罪行，才會這樣懼怕一個被告的聲音啊！”

隨後，卡斯特羅用犀利的筆調揭露了腐敗當局對人權的侵犯，他寫道：“我應該強調指出那些軍事首腦們一向對你們所持的傲慢不遜的態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於我的非人的隔離，一再下令尊重我的起碼的權利，一再要求將我交付審判，然而無人遵從，所有這些命令一個一個地都遭到抗拒。更惡劣的是，在這一次和第二次開庭時，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佈下了一道衛隊防線，阻止我同任何人講話——哪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在監獄裡，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們各位面前，也絲毫不理會你們的規定。當時，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時把它作為一個法院的最起碼的榮譽問題提出來，但是……我再也沒有機會出庭了。他們做出了那些傲慢不遜的事之後，終於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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