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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白紙，大概就是王中忱為這個彙報所寫。

王中忱彙報完，意見就集中在《天問》上。

丁玲說，把張揚的《天問》給魏巍看看，我沒時間看了。前些日子有個老同志給我提意見，提得很好，關於寫衛立煌的那篇（指第一期上的《衛立煌訪問延安》），他說，這些人　是我們的朋友，也幫助過我們，但我們心裡要清楚，他們畢竟是另一陣營的人，和我們打過仗。對傅作義我是很清楚的，抗戰勝利後我們到了晉察冀，他進攻解放區，把我們的桑　幹河糟蹋得不像樣子。因此《天問》要多幾個人看看，捧得不要太高了，分寸要掌握得恰當。

陳明說，張揚來信說，馬思聰對祖國很嚮往，感情是很深的。牛漢也說，文章寫得還是穩當的。

魏巍說，有幾個界限要考慮，同情？表揚？不是說可以平反的事情都可以表揚。馬思聰在“文革”那種情況下離開了祖國，現在平反，不算叛國，但這種情況是否就值得表揚，就　值得寫文章？馬思聰回來，開個座談會、歡迎會，發個訊息，是可以的，但文章的副標題加上“寫給馬思聰”，是否太重了一些？

王中忱說，張揚寫馬思聰是被劫持走的。事實怎麼樣，不大清楚。

丁玲說，我的意見，不論文章寫得好與否，把副標題去掉，我們現在給他平反，在國外會有好的影響，但具體情節還是要了解一下，這個問題和遇羅錦的問題不一樣，要慎重一些　。

牛漢說，當前的形勢是徹底否定“文革”。普通讀者的心裡，特別是知識分子會高興的，歡迎給馬思聰平反。解放前馬思聰有民主思想，是進步的，他是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　出走的。馬思聰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在國內桃李滿天下。

丁玲說，黨中央現在給他平反，是從政策和策略考慮的。我不是說寫馬思聰不好，他回來就好。我提出的就是“格”。魏巍說得對，我們的讀者是各種各樣的，在沒有充分說服人之前，人家就會說我們是為了追求訂數“討巧”。

牛漢說，這篇文章發了，政治上不會有什麼風險。原來我考慮四、五期是抓讀者，抓訂數的，要為明年的發行做些準備。

最後決定：《天問》第五期再說，但是終究沒有發。

當天，陳明在日記中寫道：“談第四期稿件，對《天問》討論得較多，決定撤下，留在五期，著重看稿件的內容分寸。討論氣氛較好。”

馬思聰也始終沒有回到祖國來。1987年5月客死美國，終年76歲。

除了《天問》，魏巍對第四期上的一篇理論文章《胡風文藝思想平議》，也表示出謹慎的態度。5月2日晚上他給丁玲、陳明打電話時再次說，對這篇文章還是要穩重一些，多幾個　人看看。

4。　寫給馬思聰的《天問》被撤下（3）

在《中國》的主編層，魏巍屬於穩健派，對待稿件是最謹慎的一個。丁玲說過：“魏巍是個好人，正派的人，熱情的人，但他的文藝思想……，現代作品他看得很少。”①對於《　中國》的編輯方針和幾篇稿子的看法上，魏巍與編輯部多數人不大一致，他與編輯部主要負責人的關係也不大協調。查閱《中國》的會議記錄本，魏巍在會上很少發言。幾個副主　編裡邊，他是發言最少的一個。在《中國》，魏巍心情也不大愉快，他與編輯部之間，由於對稿件意見不同所導致的矛盾和成見，日益加深。他曾經向丁玲談到，編輯部負責人的　文藝思想與他是否一致？

1985年3月23日舒群找劉紹棠交換意見時，劉紹棠就說過，其實，最早有意見的不是我，是魏巍。他對發表遇羅錦的文章有意見。劉紹棠還說，魏巍說過，不要忘記我們的讀者是誰　，搞“解放牌”，一兩期還可以，老搞下去不行。

6月12日《中國》開會，討論向作協黨組彙報的內容。魏巍一直沒有正式發言，只是到了會議要結束的時候，講了一句話：“我也插一句，我約的稿子，一篇也沒有用，也沒有訊息　。”這是一句題外話。他講完，誰也沒有接他的話茬。

丁玲去世後不久，1986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北京飯店西餐廳舉行頒獎會，牛漢和魏巍都去了。陳明日記中說，他要牛漢“是否招呼魏巍同志一下，他拒絕了”。牛漢在2008年7月出版的他的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中說：“魏巍後來在一次　會上說丁玲不該讓牛漢來編這個刊物。”

近年陳明多次對我說過：《中國》調王中忱來，有一個原因就是為了協調魏巍和牛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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