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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的定級

當時的文化人，一般也都願意“收名定價”。

在北京的冰心、張天翼等一批著名作家，都被評為文藝1級，月薪345元。安娥算是抗戰（1937年）之前參加革命的，定為“文藝三級”月薪253元。

全國電影界被評為“一級演員”的只有4人：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趙丹、白楊、舒繡文、金焰，月薪皆為365元（由於地區差價，上海同級工資比北京345元高一些。）其他如黃宗英、上官雲珠被評為文藝四級，月薪220元；莎莉被評為文藝七級（相當於行政14級），月薪140元。

1956年，根據《國務院關於工資改革的決定》和高教部的通知，文教部門從4月起實行新的工資標準。全國各院校的教職工一律調整工資，例如清華大學，有2　013人增加工資額27　243元，人均月增13元5角，增幅20　％；調整後，教授月薪207—345元，副教授—207元，講師—元，助教62—106元。（當時新人民幣1元約合今10元。）

各類人員的平均月薪為：教授類266元8角，副教授類190元9角。講師類122元2角，教員類161元，助教類73元5角；職員類78元，衛生技術人員94元，教學輔導人員56元；工友平均56元。而貧困補助線（個人最低生活費）定為每月22元。

大學教授在此之前其實都有級別。陳寅恪、梁思成、陳岱孫、翦伯贊、馮友蘭、王了一、季羨林、林徽因、郭紹虞、鍾敬文等被評為教授1級，月工資為345元（合今3450元）。全國當時共評出1級教授56名，評審極為嚴格。

季羨林曾解釋當時工資的含義，他是1級教授，每月工資345元，加上中科院學部委員的津帖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廳，約為元，羅松湯、色拉、烤肉或平魚、兩三道大菜，有黃油麵包，還有一杯啤酒。

當時還有一個特殊規定，即黨員比非黨員同級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資，這在知識界十分突出，通常比例是：工資200元以上者少拿2　％　；100…200元者，少拿1　％　左右。如6類地區2級教授工資為元，黨員教授則拿元；高教8級的講師為106元，黨員則拿元。某些地區教學科研人員的最高月薪，黨外標準331元，黨內標準324元。一位黨員老教授說：“當年那是很光榮的事。”

1956年工資定型、評級定職以後，直到1959年才區域性調整工資。清華大學約五分之一的教職工808人增加工資，人均增11元。1960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教師645人升一級，人均增10元，職工900多人升級。1963年，1798名教職工升級（佔總數4　970人的三分之一），增加工資，人均增7元。這麼多年，大約五分之三的知識分子的工資才調整一次；而另外五分之二（主要是高階知識分子）的月薪長期固定。

“文革”十年中，正常的調資工作停止。以致大批年青教師（大學畢業生）工資長期停留在56元/月，大批青工停留在40元/月。

工資標準地區種類

貨幣工資制，還依據自然條件艱苦程度、生活水平差別等，將全國分為11類工資區。工資標準隨區類略有調整。以1類為基準，如北京屬6類地區、上海屬8類地區、西寧屬11類地區。劃分工資區類別，每高1類，標準增加約3　％　，相應規定工資數額。

1956年國務院以各地區現行物價津貼為基礎，調整公佈了全國“工資標準地區種類”如下——

上海市、西安市等地物價和生活費用比較高，因此工資標準亦相應的高些，定為第8類工資區；

北京市、天津市、瀋陽市、長春市、哈爾濱市、昆明市等，在全國範圍內的生活費用屬於中等水平，定為第6類工資區；

南京市、杭州市、武漢市、合肥市、柳州市、濟南市、吉林市、通遼市等，相對來說生活費用較低一些，定為第4類工資區；

上海市比北京市同級工資數額高出6　％　，南京市又比北京市同級工資數額低6　％　，例如，同樣是大學畢業生的月薪，在北京為62元，在上海為65元，在南京為58元。同樣是一級教授的月薪，在北京為345元，在上海為365元，在南京為324元，等等。這也反映出各地生活水準有所差別：上海市的生活水準比北京略高，而南京市的水準比北京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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