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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萬元，還事物處2萬元，一氓兄5000元。”……

阿英所借的人民幣（舊幣），大多數用來購買文物、書籍。從4月到6月，他主要向大連的光華書局借用1300萬元東北幣，合老人民幣6萬5千元；這是為購置和運送古董文物專用的。到天津後，陸續向公家及友人借了老人民幣19萬元。最有趣的是，6月14日他剛向李克農還了1萬元，轉眼26日反過來又向李克農借了10萬元。當時北京物價：皮鞋一雙750元，毛巾牙刷490元，牙膏180元，蘋果每斤400元，梨每斤360元。由此計算，當時老人民幣50元約合今（1998年）1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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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制和薪給制的矛盾

夏衍晚年在《懶尋舊夢錄》中有一段回憶，講到新中國成立初期“供給制”和“薪給制”（工資制）雙軌並存造成的矛盾，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書生從政，不習慣的事還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一個“制度”問題，可以舉出幾件很為難，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帶有喜劇性，大概是六月中旬，華東局副秘書長吳仲超同志派一個人事幹部來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貫、性別、入黨入伍時期之後，有一欄“級別”，我就填不下去了。因為我入黨二十多年，從來就不知道自己的級別。那位人事幹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說“的確不知道”。對方問：“那麼你每月領幾斤小米？”　我說我從來不吃小米，也從來沒有領過。他更惶惑了：“那麼你的生活誰供給的？吃飯、住房子？……”我說我的生活靠稿費　、版稅，除了皖南事變後中央要我從桂林撤退到香港，組織上給我買了飛機票，以及1946年恩來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組織上給了我一筆旅費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賣文為業。這一下對方只能問，那麼你到上海之前，在黨內擔任的是什麼職務？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時是南方分局成員、香港工委書記。他滿腹懷疑地拿著我的表格走了。後來潘漢年告訴我，說華東局、市委根據你的黨齡，過去和現在的職務，評了“兵團級”，當然我還是不懂得兵團級是怎樣一個職位。

解放初期，幹部待遇還是供給制。這是從老革命根據地、解放區沿襲下來的，在那種特殊情況下，這也是別無他法可行的制度。可是，這就和接管政策中的原技術、藝術人員全部“包下來”對他們實行“保留工資”的“薪給制”發生了矛盾。也就是說，“留用人員”的薪給制和黨政幹部的供給制之間，有了一個很大的差距。

大學校長、教授、專家、工程師、名演員，一律拿“保留工資”，用國民黨的金元券摺合老區人民幣，再摺合新人民幣，他們的每月收入都在200…500元不等。而從解放區來的和地下黨的黨政軍幹部，在一段不短的時期還是供給制，後來改為包乾制，也還是“低薪制”，貨幣收入　（現金）　要比老專家、名演員的低。夏衍在回憶中分析道：

這樣，黨政幹部和業務（技術、學術等）人員之間，就有了各自的看法。舉個例，有一次陳老總請劉伯承同志在他家裡吃飯，潘漢年和我都在座，飯後閒談，這兩位大將軍都在愁窮。陳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錢不夠用；劉帥則說他想買一部開明書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問價錢，就只能放棄了買的念頭。陳毅同志風趣地對我說，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親是　香港鉅富），你則有版稅和稿費，你們都是老財，我們當兵的都是兩袖清風。

可是另一面，拿“保留工資”（薪給制）的卻有另一種看法。他們說你們　（黨政幹部）　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車，有辦公室，有不花錢的秘書，出差旅費可以報銷。我們呢，搭一次電車、打一個電話、也得自己掏錢。

在歡慶解放的熱潮中，大家都自覺地服從政策，表面上平靜無事，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工農幹部（供給制待遇）和知識分子（薪給制待遇）之間的疙瘩，或者說是矛盾，我認為是和解放初期的這兩種制度的並存，　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引自夏衍《懶尋舊夢錄》第610…612頁，三聯書店1985年第1版）

直到1958年“大躍進”　在農村、鄉鎮大搞人民公社，一度又推行吃食堂大鍋飯的“供給制”。極左派提出所謂“破除資產階級法權”認為“進城以後”改供給制為“薪給制”（完全工資制）是一種“倒退”，是向資產階級的讓步。因而一度主張廢除“按勞分配”的薪給制（工資制）、恢復所謂“按需分配”的供給制。

關於“供給制還是薪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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