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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人員家庭

戶主汪禮亭48歲，父母子女共7人。他原在上海英商郵電銀行工作。1954年銀行申請停業後，遣散職工，汪禮亭失業了。當時所領遣散費相當於20個月的工資，家庭就以此維持生活。過去三年中，未有任何收入，但負擔有所減輕。1954年戶主離開銀行時，大兒子已進大學，學費、膳費不要自己負擔，享受人民助學金待遇。二子、三子原來讀私立夏光中學、民立中學，學雜費（摺合現行人民幣）共116元，由於全市私立學校改為公立，學費支出也減輕為34元；四女原讀私立崇德女中，學雜費53元9角，現考入武漢鐵路運輸學校，學費、膳費全免；五子是啞子，原在私立福雅聾啞學校讀書，學雜費50元，現改在聾啞青年技術學校讀書，學費3元。

此外，1956年政府取消房捐後，每年少支出40多元。就連第二個兒子患病長吃的500公分紅旗牌清魚肝油，價錢也於去年4月份從3元3角5分降為2元7角1分了。

1957年春節，戶主汪禮亭找到了短期的臨時工作。這一家仍然用不著申請困難救濟。

總的說來，1956年居民生活有了顯著改善，但困難還是存在的。由於過去幾年勞動就業人數過多，某些工廠企業也因部分原材料不足，1957年不準備多招工。今後收入難以大幅度提高。大中裡的居民們在改善生活的同時，已注意到這些困難因素。33號居民鮑秀英介紹自己的收支情況時，一筆筆數目使她吃驚了；她驚訝1956年這一年中生活改變得太快了。她說：“就拿布票來說吧！去年剛剛找到工作，一下子就把布票用光，做了十幾件衣裳。真不應該。今後一定要精打細算，注意節約”。（根據《文匯報》1957年4月1日的報道）

1956　—1957年的市場狀況

按照如今的觀點，市場銷售量上升，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在20世紀50—60年代的指令式計劃經濟時期，這卻並不是什麼好事，甚至政府部門還會為此而擔心憂慮。

1956年上海市購買力有所增加、消費旺盛，但是新華社在當年9月10日的報導，卻對此潑了一瓢冷水：

“今年上海消費市場盛況空前。工業生產的巨大增長，使工人們增加了一筆很大的收入。最近國家機關實行工資改革，幹部們拿到了補發的工資，公私合營企業發放了職工的欠薪，私方人員也拿到了為數達二千五百多萬元的股息。全國各地工礦企業川流不息的派出成千的採購人員到上海採購各種物資。這些巨大的購買力使這裡的商店門庭若市，旅館夜夜客滿，娛樂場所遊客如雲。但是在這種繁榮的景象後面，也開始透露出一些奢侈浪費的不好傾向。”

“最近一個多月來，全市許多著名的高階飯店、酒樓，忽然一反夏季營業清淡的慣例，天天有人請客宴會。每天黃昏五六點鐘，已經座無虛席。上海近來因為颱風影響和麵臨副食品生產淡季，小菜場上葷素菜供應不足，商業部門雖然派出專人，不辭辛普遠至東北、內蒙古去採購，家庭主婦還要排隊購買。可是，這些飯店、酒樓裡卻有人在大吃大喝。……現在離國慶節還有二十多天，像南京路、福州路這一帶的飯店、酒樓已經定出節期的酒席一千多桌。”

“各種高貴的、甚至奢侈性的商品，最近銷路也突然增加起來。珠寶店賣出了大批珠寶鑽石，甚至近八千元一顆的鑽戒也有人購買；一千三百多元—架的收音機發生脫銷。高價的地毯、電冰箱、照相機和上等傢俱，供應也很緊張。各地機關和廠礦企業在上海訂購進口柚木做的高檔傢俱，買去了幾百元一套的私人沙發。”

1957年春節臨近時，由於“增產節約運動”的影響，北京消費市場比往年顯得冷清。這在看來，不是什麼好訊息。可是在當時新華社的報道中，反映了官方的立場，對這種緊縮反而流露出一種按捺不住的喜悅：

“儘管快到了春節，首都市場卻出現了節約樸素的新風尚，幾乎所有的高階消費品和辦公用品銷售量都下降；許多在一個月前供不應求的暢銷貨，現在也銷售得很慢。據熟悉北京市場的人說，這是歷年來少有的好現象。”

“在（王府井）百貨大樓專售高階消費品的三樓上，一個月前，每天都接待成千上萬的顧客，現在，一到晚上八點鐘，雖然離停止營業時間還有一個半小時，就很少有顧客買東西了，這層樓的業務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沒有想到增產節約運動對商品銷售的影響這樣大，到22日止，售出的商品只佔1月份的銷貨計劃　50　％　，相當於去年12月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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