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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蓋搬到豬欄旁，日夜守護，防止母豬翻身時壓死崽豬。如此積極勞動，圖的是什麼？圖的是有個好表現，以便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萬萬沒有想到，不僅沒有摘帽，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為某些人為了表示“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搞偽證逼供信。汙衊藍崗“形成三十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團”，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建立資產階級政權，企圖復辟資本主義。”而且“情節極其惡劣。”　經再三抗辯，沒有被判處死刑，而是五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判時，沒有說明根據什麼法律、第幾條第幾款給我判刑，只是籠統地說：“本院為嚴肅國家法律，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特依法判處藍崗為有期五年，強制勞動改造。”這說明當時判刑，“依法”也有相當的隨意性。判刑後，被押解勞改農場——岳陽縣城陵磯建新農場。正是過“苦日子”時期，這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反革命犯”，與一些土匪、強盜、強姦犯、殺人犯關在一起，在很難填飽肚子的情況下，每天要圍進高牆，在看守員的槍桿子押解下，強制從事重體力勞動，身心飽受創傷與痛苦。

在過“苦日子”時期，勞改犯人的伙食很差，最先每人每天還可以吃到八兩米“雙蒸飯”，以後不得不改吃紅薯、蠶豆和菜葉、蒿子粑粑。很多犯人由於營養不良，患了水腫病，熬不過的就倒下去了，被拖出去掩埋。藍崗也因肺病復發，咯血不止，暈死過去，被送到了“落氣亭”。其實這是“休克”，沒有死成。藍崗先在果木組搞果木修剪，後到畜牧組放牛。

到1965年底，刑滿釋放，拒絕留場就業，回到長沙與家人團聚。不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幸好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只接受街道“21種人”的管制。開批鬥會時，只要陪鬥，沒有掛牌子游街。全家老少8口人的生活，全靠愛人在湖南醫學院附屬一醫院每月63元5角的低工資收入維持。為了減輕家庭負擔，藍崗經長沙市北區勞動服務站的介紹，到新河為長沙機制磚瓦廠挑土，做“土伏子”；或是到建築公司當泥木小工，或是拖板車。還在長沙火車北站做過臨時押運工，押運生豬到廣州或福建龍巖銷售；合起來每月掙不到50元，家裡除了四個未成年子女外，還有一個年老的嬸媽和一個患精神病並斷了左腿的堂妹。後來堂妹進了精神病院，嬸媽就到醫學院幫人家做保姆。

到1966年年底，妻子下放到湘西大山區桑植縣人潮溪公社衛生院當醫生。我和四個未成年孩子，放棄長沙市戶口，陪同前往。並在這個公社的塔坪大隊鄧家臺生產隊插隊落戶。

在高山區堅持天天出工，揹簍不離身，和社員們一起，搞原始的“刀耕火種”，或是搞“農業學大寨”，開山、填田、搬岩石，在石頭縫中種包穀……，勞動十分艱辛。每天工分收入按全勞動力10分底分一天的工分值為3角錢計算，藍崗這個半勞動力，每天只有1角5分錢收入。到年底分紅，只得到幾十元的現金，再分點包穀、紅薯、土豆等雜糧，無法解決全家5人的溫飽。

雖然生活極其貧困，但精神痛快些了。因為“生產隊”農民沒有歧視藍崗，不把知識分子當“臭老九”，還尊稱他“藍伯”。有一次砍柴時，他不慎跌人懸崖下的一棵大樹上，全隊人奮力搭救，把他救上來。藍崗不習慣背揹簍，總有人為他分勞減輕負擔。藍崗買了理髮工具，義務為農民剪頭髮，或是備有信紙、信封，代寫書信。彼此互相關照，感到與勞動人民生活在一起，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1968年，出人意外地被宣佈為“管制分子”，還通知藍崗自帶包穀到人潮溪公社武裝部參加地、富、反、壞、右“黑五類”集訓，為期半月，作為階級敵人；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案後，才回到長沙原單位。

（九）阮甫堂

阮甫堂受到僅次於勞動教養的嚴重處分，撤銷記者站負責記者的職務，取消預備黨員的資格，取消原行政17級（月工資91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往農村監督勞動，每月僅給15元生活費。

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剛入黨兩年還來不及如期轉正便丟掉了黨籍，剛提職一年多便失去了繼續提高和進取的機會，剛到而立之年便虛度了人生最寶貴的金色年華而沒有幹成一番事業，剛結婚不久便無可奈何地被近同意離婚……

下決心在繁重、艱苦的幾年勞動中好好磨練自己，經受住在艱苦日子中經常捱餓、勞累和生病（水腫、乾瘦等）的嚴酷考驗。1961年摘帽以後，拼命工作，曾在1963年一年中幹過30個通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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