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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糧票更是可以制人死命，是一點也含糊不得的。正當《人民日報》《紅旗》狂吹畝產麥子、稻穀幾萬、十幾萬斤，據說怕糧多了沒倉庫堆放，聽任大家放開肚皮吃，公社裡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的時候，忽然“人禍天災”席捲大地。餓得眼珠發綠、渾身浮腫的人們，為了幾斤糧票打死人的案子，何滿子就聽見過多起；還跟一個因搶十幾斤糧票和少數鈔票而在鐵路邊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寧夏中衛縣公安局拘留所裡呆過。那可憐蟲看上去很善良，只因沒日沒夜的大鍊鋼鐵，實在餓得發慌了，這才鋌而走險的。如此票證悲劇當時不知有多少！

就何滿子自己家裡說，大女兒不小心，姐妹倆一個月的糧票被人扒竊了。老伴只得用家裡的衣物以不等價的交換方式換成糧票替補。各地都有糧票和各種票證的黑市，難以指責這種黑市的法律和道德問題。誰應該受到歷史的譴責？是哪些指點江山窮折騰的始作俑者。

由異想天開的瞎胡鬧帶來的物資極度匱乏，逼迫人們為了活命而卑微萎瑣。舉一小例：1961年何滿子回上海醫病，住在一個老朋友家裡。朋友們的孩子只要一放學，就到街上去看商店裡有沒有不要票證的什麼商品在排隊出售。何滿子寄居在朋友家裡，心想也該為他們盡點力。一天經過一家大商場，從裡到外，人們排著一條長龍，問是賣什麼？排隊的人也都不知道。何滿子就跟著盲目排隊，好容易排了兩個來鐘頭，輪到何滿子了，原來是賣一包發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在城鎮配給的糧票和各種票證（2）

以上說的還只是保障最低生活條件的票證。至於高一檔的，如牛奶要票、腳踏車要票、縫紉機要票、新婚夫婦新房裡置辦傢俱要票；此後到80年代電視機要票、電冰箱要票……票可以換錢，可以送人情，可以拿好處費，可以搞貪汙！這裡頭花樣百出，司空見慣。

配給定量的波動起伏

憑票證供應的最要命的生活品是糧食，如大米、麵粉、粗糧，特稱為“主食”。根據年齡、性別、工作性質、地區的差別，各人的口糧定額有所不同。一般平均為每月20—30斤左右。女性比男性標準低、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口糧少。每人每月可向國家購買多少斤，保證每人可吃到的米麵。經濟困難時期，則強制性地減少“定量”。

20世紀後半葉直到90年代，中國人食品的構成中，糧食（主食）多於副食、粗糧（玉米小米高粱米、災害時期包括薯類）多於細糧（大米麵粉）、蔬菜類多於肉禽魚蛋。一頓飯往往需要半斤到一斤“主食”方可填飽肚子。大城市每人每月半斤油、一斤肉；難得吃一頓餃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因此人們（特別是孩子、學生）經常受飢餓煎熬。見面的問候總是：“吃了嗎？”

上海市居民的“定量”算是最受照顧的了。一般上海人養成習慣，精打細算、節約自己核定的糧食數額。少數的還有多餘，若不購米回家煮飯而願意在飯館吃的，也必須向飯館付出所消耗糧食數量的符號——糧票，如吃了半斤飯，就得付給飯館印有“五兩”（80年代後改印為250克）字樣的糧票（這糧票如二分之一火柴盒或一張郵票那麼大小）然後再付飯錢。而在住家附近指定的糧店購米、面，不但要付人民幣和糧票，還得出示定點供應的“購糧證”，做到了絕對有計劃、有分工地管理和供應糧食。

從50年代初政府就對此採取了措施，而且限量配給，糧食的價格幾十年沒多大變動，維持在人民幣1角幾分1市斤（500克）。60年代初將1角錢1斤的定量配給“米價”，提高到1角2分1斤，還要將職工由此受到的損失用“米貼”來加以補償。在發工資時責成各單位、企業一併每月發給職工。

類似的還有豬肉、食油、白糖、捲菸、黃豆製品、雞蛋，都要票證，少量供應。本來還有紡織品，1984年間因人造纖維敞開供應而取消了“布票”。不過豬肉的配給出現了“二進宮”，雖然1985年“肉票”曾一度取消，但由於各種原因農村養豬減少，加上個體商販爭向農民購豬肉、然後抬高價格，使職工在菜場上買不到、或只能買到大肥膘肉（大家已不像經濟最困難時期那樣愛吃肥肉），引起市民不滿，1988年又重新納入“按人口定量供應”每人每月1市斤半（750克），比最困難時期（1斤）略有增加。

每戶還有三種供應本

除票證和購糧本（糧油供應本）之外，許多城鎮人家還發給三種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本：

一是工業品供應本，二是副食品供應本，第三種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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