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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據我國經濟學家估計的數字:大躍進期間,全國經濟損失約人民幣1200億元(合今12000億元);十年文革浩劫,全國經濟損失約人民幣5000億元(合今50000億元)。
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全世界的;但是到1980年下降為;1960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跟日本相等,但到了1980年只相當於日本的四分之一。
中華民族再一次錯過了“經濟騰飛”的大好機會。總不能輕鬆地道一聲“付出了學費”一笑了之罷。但除了扼腕嘆息、痛心疾首,平民老百姓還能再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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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的貨幣收入(1)
周恩來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後,身邊工作人員整理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帳目。 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餘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而支出的專案比收入的專案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一)周恩來、鄧穎超的收支情況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18年間共收入工資元。
用於補助親屬的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這兩項支出佔總收入的1/4。這說明兩位老人對有困難的同志給予補助,體現了關愛。比如說,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鍾步雲,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周總理、鄧穎超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兒結婚,鄧穎超給她送去300元作為結婚的費用。在20世紀60年代這300元可不是小數了。鄧穎超經常這樣講,拿自己的錢補助同志,也就節約了國家的錢,這些同志就不會再向國家申請補助了。
周總理的月薪元和鄧穎超的月薪元,合起來是元,在當時領導人的收入中,不算少。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資都是一個級別,而夫人們的收入就不等了。1984年4月,鄧穎超曾對親屬們說:“定工資時,蔡大姐(蔡暢)是3級,我是5級,到他這兒就給劃到6級……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鄧穎超講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後輩。她深有感觸地說:“名人之妻難做。你們是名人的侄兒侄女,也同樣難。你們只有好好嚴格要求自己謙虛謹慎,做好本職工作。”
周總理和鄧穎超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餘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餘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周總理去世後,兩人合計積蓄元。這以後,鄧穎超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20世紀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穎超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1992年,鄧穎超去世後,工作人員遵照她的囑託,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元,全部交了黨費。
(二)周恩來總理廉潔自律
衣著——在人們在印象中,周恩來總是那樣衣冠楚楚、風度翩翩。殊不知,他僅有的幾套料子服裝,大都穿了幾十年,有的破損了,織補後繼續穿。有一次,他穿織補過的衣服接待外賓,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套“禮服”早該換換啦。他笑笑說:“穿補釘衣服照樣可以接待外賓。”“織補的那塊有點痕跡也不要緊,別人看著也沒關係。丟掉艱苦奮鬥的傳統才難看呢!”至於他穿用了幾十年破舊的睡衣,皮涼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國產手錶等已作為珍貴文物,存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
飲食——周恩來的家常飯菜很簡單,主食經常吃些粗糧,副食一般是一葷一素一湯。他規定的工作餐標準是四菜一湯的家常飯菜。他說:“四菜一湯既經濟又實惠。”他在外地視察或主持會議,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不搞特殊,離開時一定付清錢和糧票。他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要求其他領導幹部也這樣做。一位專機機長的回憶,頗為傳神地反映了他在飲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這位機長看他吃飯,掉了個飯粒在桌上,他連夾兩次才夾住放進嘴裡,笑著吃了。
住房——建國初期,周恩來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廳是乾隆年間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溼陰冷。身邊工作人員於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繕,但他堅決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鄧穎超出差外地時間較長,對西花廳進行了保護性維修。他回京一進門就驚訝地問:“這是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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