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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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是淺顯的道理，卻要經過漫長的路程，嚐盡千般苦楚，才為人漸漸認識和接受。

海外報道的中國工資狀況（2）

所謂的“基本工資”，通常職工也叫它“死工錢”，這部分的金額不再擴大，有的企業還作出工人的產質量達不到規定指標也要在這部分工資中扣除部分，以糾正人們長期形成的把它當作“旱澇保收物件”，制約並縮小“固定工資”及其作用。

顧名思義，“獎金”應當是獎勵工作好的職工，但在“文革”時期卻是人手一份，賽過固定工資，不起獎勵作用。80年代後半期，“獎金”才逐步名副其實。

例如，上海某電訊行是一家經營電視機、收錄機及零配件等的國營小型企業，又賣又修。過去由於分配上的“大鍋飯”，不管工作好與差、平均主義發放獎金。以至於技術員積極性低、修件交貨期長、顧客意見多、企業經濟效益差。入不敷出，只好靠發放“加班費”和巧立名目減少上繳利潤，來維持企業。

1986年5月，這個單位對修理部門實行了“全額提成工資制”改革，把修理人員與站櫃檯搞零件賣出的營業員分開，搞“一店兩制”分配。對修理部11名技術員按勞務收入金額分配（類似計件工資制），按照純修理收入對半分成。修理工費收入就直線上升，每月人均達人民幣376元，比原先提高近兩倍；零售部8名營業員的業務也上升78　％　，歸企業所得利潤上升20　％　；在分配上拉開了差距。修理人員獎金每月人均可得111元，上升一倍多；其中最高達137元，最低也得81元。零售部營業員人均得53元，比原先增加37　％　；營業員、技術員實行“分灶吃飯”以後，帶來了蓬勃生機。服務態度從冷變熱。從一個幹活“磨洋工”、虧損要打烊的單位，抓了分配上的改革，竟有“起死回生”之成效。可見抓分配製度、抓工資改革是抓住了要害。

可是，不直接加生產操作的企業行政人員，他們從事的往往是隻能計時、難以計件的業務。怎樣按日按月考核估算成績呢？他們的獎金至今還是“平均獎”。

對於物價高漲的不滿情緒

工資有所提高，但另一個社會矛盾——漲價問題又突出了。

20世紀80年代後期，呈現了數十年未有的物價上漲勢頭，困擾著政府和企業，困擾著整個經濟建設。一位大學畢業已3年，每月工資70元的年輕人，26歲不敢談戀愛，說是沒錢談不起，有了女朋友也不敢帶上街，怕到吃飯時間不好辦。一些教學經驗豐富的中學教師，為了養家餬口，不得不到校外去兼課，搞“生產自救”。

一大批企業因原材料漲價而叫苦不迭，反過來又叫喊他們的產品應該漲價。

從前在“指令計劃經濟”或稱“產品經濟”之下，基本物價都是由政府及有關部門指定、憑票供應的，如火柴2分錢一盒，大餅3分錢一個，近30年固定不變。自從實行改革開放政策9年以來，物價也連續上漲了9年，老百姓皺眉頭了。人人擁護“改革、開放”，但不贊成物價老是上漲。雖不是樣樣東西成倍地漲，也已是收入趕不上漲價，家家戶戶對此感到頭疼。

職工的工資雖在改革中，牽涉面太大、進度遲緩，不適應“商品經濟”機器已經開動的現狀。當時不能在工資的問題上按照“生活指數”如實計算而及時調整辦法，使人們總感到物價漲了而工資沒有漲。

據一項抽樣統計資料表明，1986年因漲價而收入下降的城鎮居民戶佔1/5，因物價上漲而入不敷出的城鎮居民佔到15　％　左右。

物價高漲的實際感受

當時釋出的經濟公報說：1985年中國零售物價水平僅比1984年上升，1986年僅上升6　％，而1987年上半年僅比去年同期上升；同時，又宣佈職工平均工資1984…85年增長，1986年增長16　％，因此宣佈“職工生活水平大為提高”。

顯然，這些統計數字跟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感受相反。民意測驗普遍認為：

“1985…86年物價上漲比工資增長快得多。”

“工資提高的速度趕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

於是，老百姓禁不住要質問：“國家宣佈的物價指數是否反映實際情況？統計數了是否偏低？為什麼與老百姓的實際感受有很大差距？”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不滿情緒，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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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高漲的原因

1987年8月中旬，某某發言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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