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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3年的嚴重缺糧危機，突出地影響到城市。由於“大躍進”以來，工礦企業從農村大量招工，城鎮人口急速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比1951年增加近1倍。一方面減少了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又大為增加了票證供應的城鎮人口，需要向農村多徵購糧食才能養活，而糧食卻嚴重匱乏。

1960年6月國務院財貿辦給周恩來總理的內部報告，再也無法文過飾非，而不得不指出了實際危機：入夏以後，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庫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供應7天，天津只能供應10天，上海已經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省內10個城市只能供應8、9天。在最緊張的日子裡，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糧食庫存，一共只剩幾千萬斤，平均每個居民分不到10斤。形勢萬分險惡。三大城市一旦發生斷糧饑荒，後果不堪設想！

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

如此嚴重的糧食危機，當時並沒敢公開宣佈，以免造成全國性的大恐慌，引發社會巨大###。周恩來的秘書李巖回憶：“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總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據糧食部門分析：京津滬遼主要城市第三季度預計銷售億斤，9月末比6月末急需補充週轉的庫存糧食為億斤，共計億斤。除掉京津滬遼本身徵購億斤外，其餘的37億斤必須依靠外省調入。需要供應出口的糧食至少億斤。危機已經“火燒眉毛”，周恩來總理焦頭爛額，只有向“糧倉”黑龍江省下達“死任務”調撥28億斤糧食，後來又增加2億斤。黑龍江省早已調出了不少口糧，做出了很大犧牲，再要多調出這2億斤糧食，實在難度太大。領導幹部仰天長嘆：“這是硬從老百姓口中搶奪呀！”

1960年9、10月份，黑龍江省的糧食儲備已超過“警戒線”，不得不按國家規定，把職工的糧票定量大幅度削減。機關幹部減到每月大約20斤，二線工人減到30斤，油田鑽井隊等重體力（一線）勞動者，從50多斤減到40斤左右。副食品明顯減少，肉食幾乎沒有供應。人們在冰天雪地裡幹活，體力消耗比夏秋更多，體質明顯下降。許多職工擠出微薄的工資去買高價餅乾、高價糖果吃，有的餓急了，跑到冰土地裡撿拾凍白菜幫子、甜菜葉子來餬口。

據幹部彙報的材料：“自1960年起，職工糧食定量陸續減低，大多數職工長期處於吃不飽的狀態。甚至變賣傢俬，到自由市場換糧食填肚子。有42　％　的人賣過衣物，有的家庭3床被子賣掉1床，甚至賣掉2床。”職工的隨身物品是有限的，變賣過一兩次就再沒有什麼了。許多職工餓得不行，就靠喝點鹽水、醬油湯，勉強堅持上班。

國家實在負擔不起

1961年，《人民日報》機關食堂限制每人一天兩頓，中午不供應；到晚飯只准買一小碗有油炒的素菜（碗很小），想吃第二個菜，只能買無油菜。幾個月吃不上肉。

1962年的糧食產量由1957年的3900億斤，降到3200億斤，還不及1952年的水平。全國平均每人原糧只500斤，加工去皮以後只剩下400多斤，還要工業用糧，還要留種子、飼料，差得太多了。油料跌得更慘，從1957年的萬噸，1962年跌到200萬噸，跌了一半。棉花也跌了一半多。真是困難極了！各個部門的職工碰到一起就講吃。山西省的一位領導曾批評這種現象，說是沒出息。但是人們因為缺吃，還是沒完沒了的講吃。

災荒時期全國儘量精簡職工、壓縮城鎮人口；因為國家負擔不起憑票證供應的糧油、副食品。6千萬職工下農村2千萬人，稱為“六二壓”。這些人後來一直要求返回城裡來。

從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按糧票計劃供應）的人口減少2800萬人。這是把城裡飢餓的“口”送到農村去，更增加了農民的負擔。三年內，全國農村每年餓死一兩千萬人。

職工實際收入急劇下降

物價變化取決於社會物資供應的狀況。指令性計劃經濟的產品供求關係經常是匱乏的，物價就上漲。1957年，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工農業產品總額增加，打下了1958年經濟發展的良好基礎。頒佈了農業發展40條綱要，調動了人民生產熱情。儘管“大躍進”出現了若干“浮誇風”，但經過以後核實的統計數字，1958年仍然是經濟發展的一年，各項生產建設指標都比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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