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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關材料披露，到1958年春，臺灣官方宣佈的顛覆案已達311320件。被捕、被傳訊和受到調查者超過130萬人，而當時臺灣的全部人口還不到1000萬人。

國民黨當局逃臺後，在“漢賊不兩立”的觀念下，更加仇視共產黨，並冠之以“匪”，在島內一再掀起“###”高潮。

為把臺灣的思想文化納入“###”軌道，蔣介石發起“文化改造運動”，發表一系列“###抗俄”文章，打著三民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旗號，攻擊馬列主義。在學校、軍隊中灌輸封建倫理道德，倡導“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在高中高職以上學校成立“中國青年###救國團”，實施“###抗俄”思想教育。狂熱的“###”文化宣傳遍及全島，瀰漫社會一切領域。在文學領域，國民黨提倡“###文學”、“戰鬥文藝”。為配合“###”宣傳，國民黨當局還製造了一系列的“共諜案”，製造看得見摸得著的政治對立面。

為了使“保密防諜”工作更加行之有效，1950年1月27日，根據蔣介石的指示，臺“行政院”頒佈了《###保民總體戰綱要》。綱要規定動員全島的人力和物力，實施各種###戰略。綱要還規定，臺灣公民必須宣誓：“我自己絕不通匪，並不容他人通匪，如違反此誓言，願受民眾大會制裁。”4月14日，臺灣“立法院”修訂了“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擴大懲處範圍，加重懲處標準，擴大軍、警、憲、特的權力。6月13日，蔣介石下令頒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該條例規定：發現匪諜或有匪諜嫌疑者，無論何人均應向當地政府或治安機關告密檢舉。人民居住處所有無匪諜潛伏，該管保甲長或里長應隨時嚴密清查。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或其他團體所有人員，應取具二人以上連保，如發現有圖謀潛伏，連保人與該管直屬主管人員應受嚴厲處分。治安機關對匪諜或有匪諜嫌疑者，應嚴密注意偵察，必要時予以逮捕。

為強化對人民群眾的控制，國民黨把在大陸時期所搞的“保甲連坐”制度照搬到臺灣。1953年8月，臺“行政院”頒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逼迫人民互相監視，彼此檢舉，如發現某人是匪諜，被聯保者即使毫不知情，也要受到牽累。1955年6月至8月，國民黨又在臺灣搞所謂“在大陸被迫附匪分子總登記運動”，要求曾在大陸參加共產黨的黨、政、軍、經濟、文教、社會團體及各公私團體者，曾在共產黨的工商機構、宗教組織工作過的人，曾接受過共產黨的軍事、政治、社團、文教、###、鄉鎮工作等訓練的人，曾受共產黨直接利用或“附匪分子”間接利用的人，都要到保安司令部辦理登記。用當時臺灣省主席嚴家淦的話說“凡是匪諜以及態度不暗不明、模稜兩可的人，都將視為危險人物，必定要予以清除”。

由於國民黨當局頒佈的登記標準本身就是“灰暗不明、模稜兩可”，因此誰有“嫌疑”，完全由特務胡亂判定。當時有些情況荒唐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如《時事雜誌》的創辦者童軒孫本人以及所辦公司的經理、會計、職員一起被捕，詢及原因，竟然是因為特務從他家抄出一本《湯姆·索亞歷險記》，特務們居然把作者馬克·吐溫誤看成為馬克思。又如後來獲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先生的母親張明璋，僅因家中留宿一位廣西大學時期的同窗，便被扣上一頂“掩護匪諜”的帽子，被捕入獄。諸如此類例子，多如牛毛，舉不勝舉。1950年5月，蔣經國宣佈已破獲匪諜80餘個單位，其中僅“蘇藝林案”就逮捕100多人。曾擔任過臺灣行政長官與浙江省主席的陳儀，總參謀次長吳石中將、第4站總監陳寶倉中將、陸軍聶曦上校等，也均因牽入不同的“通共”案件而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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