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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文學社通訊幹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題詞：“從她的兩眼和額頭流溢位內心的光彩”。①一個人能從同學中引發出如此富有詩意的文辭一定是很不尋常的——不只是給人印象深刻，而且熱誠、受人喜愛。她確實是這樣，而且將始終是這樣。

①關於採自威斯里安學院出版物和檔案的材料，本書作者首先要感謝他的朋友、《中國建設》老同事張彥，張在1981年擔任《人民日報》駐美記者期間曾赴梅肯市收集有關宋慶齡的史料。還要感謝紐約州立思派亞學院的A．湯姆·格倫斯菲爾德教授、西佐治亞學院的喬納森·戈爾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的傅伍儀和張愛榮女士，她們去訪問了威斯里安學院和新澤西州薩米特市，帶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發表的文章反映了許多她當時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愛國主義。

在1911年發表的《受外國教育的留學生對中國的影響》①一文中，她寫道，中國人出國留學的目的應該是“把一切有價值的、好的東西學到手”，以便帶回國去“解決中國當前存在的各種重大問題”。確實，她還幻想現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這時才裝出一副贊同現代化的樣子——會實行某些積極的改變。而且她認為，國家的復興和進步只要增加受過西方教育的“較好階級”出身的青年的人數並讓他們有所作為就可以達到。他們將成為行政和技術進步的傳送者和教育者。他們將帶頭廢除婦女纏足、男子留辮等陋習、消除最惡劣的貧民窟式的居住條件，作為前進的起步。

①見《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頁。這是她在校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顯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辛亥革命前寫的。她署名宋慶齡（“慶”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見她的父母雖給她取了“洛士文”這個英文名字，她的同學也這樣稱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場合（如載入學校紀錄的正式發表的文章）卻不用。

這是她寫的第一篇政治評論，那時才18歲。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對西方的一些體制和方式是稱讚的。即使如此，宋慶齡堅定地立足於本國。她深信，中國的革新只能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他們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夠完成的。她對中國的落後狀態感到憤慨，但她沒有絲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贊成向別人學習，但她一點也不認為有必要請外國人來當指導或者監督。她也從沒有——不管是當時或以後——表示過任何想要移居國外的念頭。她回國後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為了實行她的政治信念，她從未離開過中國，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國也都儘快回來。1949年前，曾有幾次出國的計劃，由於蔣介石政權的阻撓而未實現。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她擔任了高層公職，多次出國正式訪問。但她從未為消遣或遊覽出過國。直到最後，到了暮年，她才說想再去少女時代生活過的一些地方看看，同僅存的幾位當時的好朋友見見面，但這時她的年紀已經太大了，身體也不行了。

儘管民族自尊心在宋慶齡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終沒有一點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廣泛閱讀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並且同許多外國友人聯絡或通訊。

她的父親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瓊斯·宋）很早就傾心於孫中山的共和思想。從這一點看來，她毫無根據地期望清朝政府會進行改良似乎有點奇怪。但可能當時她的父親沒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孫中山的關係告訴她，因為這是很危險的。另一種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溫秉忠的地位和觀點有關係。正是這位在清朝政府駐美留學生監督處任職的姨父把她帶到美國來的。

不管什麼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驟然勝利之後，改良主義色彩在宋慶齡的文章裡就從此消失了。她對辛亥革命勝利的反應是熱情爆發。“她的同學們談到她在收到父親寄來的共和國新國旗①後就站在椅子上扯掉牆上那面清朝的龍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腳去踩，興奮地大喊‘打倒龍！高舉共和國的旗幟！’”②

①《來威斯里安上學的中國姊妹》（回憶錄摘要），載《威斯里安校友通訊》（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頁。

②指象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初成立時的國旗。——譯者

在幾個月之後寫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滿了她的歡樂的聲音：“這一非常光輝的業績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壓迫導致了這場奇妙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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