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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原本十分簡單的稅法變得越來越複雜繁瑣。由於稅法的變化影響到我所研究分析的公司的收益,因此我對它作了非常透徹的研究。由於我比他人多那麼一點點稅收知識,因此我很快就成了這一領域的專家。我還透過替某些客戶填寫納稅申報表賺了點小錢。1920年底,許多客戶都承受了證券票面價值的損失,同時卻發現自己的常規收入面臨著高額的所得稅。同任何地方的人一樣,他們也不願意拋掉這些證券,因為他們相信總有一天價格會反彈的。我從所得稅法中引經據典地告訴他們:可以透過賣出這些證券來造成虧損的事實,從而達到避稅的目的,然後馬上購回證券以恢復頭寸。這樣操作的最高成本是佣金加交易稅。剛講完此話,我們就收到了大量的“即賣即買”交易指令,獲得了可觀的佣金收益。讓我感到洋洋自得的是,正是我們的公司,首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推出這種交易。但到了年末,所有公司都在做這種買賣了。(我記得國會於次年透過法令:賣出和重新買入證券必須間隔30天,於是這種輕鬆賺大錢的買賣隨之告終。)
透過對稅法的不懈研究,我有了一個重大發現,即知道如何計算當時屬於高度機密的商譽價值,亦即公司資產負債表上的“水分”價值。1917年的稅法規定:公司可按有形資本投資額的一定比例緩交部分超額利潤稅,並且可以根據資產負債表上的無形資產專案享有少額的稅收折扣。這些無形資產包括商譽、專利等。(公司總是將專利與有形資產列在同一科目——“產權帳戶”下面。)誦過一系列方程,我能夠從3個已知資料出發(應付或已付稅收,稅前收入和產權帳戶餘額),往回推算出在產權帳戶中商譽價值佔據多大比重。我將這一發現寫成文章,在《華爾街雜誌》上發表。編輯巴納德·鮑爾斯告訴我:“我們這裡所有的人都不能理解你的方程。你的理論就像鏡中看花一樣。但是我們對你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我們決定發表這篇文章。”儘管我的計算方法由於受公開發表的資料的誤導而極有可能產生差錯,但後來事實證明它是十分精確的。過了許多年,公司才開始披露這些“水分”價值。而後來的資本結構中則不再包括這些“水分”價值。但在那時,公司的盈利或盈利增長率遠比公司的資產價值重要得多,因此這些披露對金融界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件事是:透過計算,我發現美國鋼鐵公司5億美元的普通股股票面值,甚至連3.6億美元優先股中的很大一部分曾經都只是“水分”價值。在隨後的另一篇文章中,透過類似計算我指出,1918年美國鋼鐵公司的價值肯定高估了,因此也被徵了過多的稅。事實證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美國鋼鐵公司從政府那裡取回了一大筆退稅款。
雖然我沒有刻意為公司爭取股票和債券客戶,但隨著歲月的推移,許多客戶不可避免地與公司建立起穩定的聯絡。他們中有些是我所經營的帳戶中的客戶——我的帳戶嚴格限制在我的特殊領域:套利和保值。塔辛帳戶就是其中一例。我記得在其他帳戶中,我不承擔任何損失,但分享25%的累計利潤。其中有個帳戶是我公立中學時的老朋友西德尼·羅戈開設的。我的標準操作是:在面值附近買進可轉換債券,同時賣出相關普通股股票的看漲期權;或者透過更復雜的變異形式,即賣空普通股股票,同時賣出看跌期權。透過賣出這些看漲或看跌期權,我們獲得了可觀的期權費,因此,不管股票價格上漲、下跌還是不變,我們都能在整個交易中取得令人滿意的利潤。這裡我不向讀者解釋這種複雜交易。但不管怎樣,這種操作非常成功,真是一種天才的設想。
1919年,我們對皮爾斯石油(Pierce Oil)債券進行了這種複雜的操作:賣空該債券的同時,賣出該公司普通股股票的看跌期權。市場下跌了;只有部分看跌期權被行使,而剩下的價值400美元的200股看跌股票期權卻未能在到期日前及時行使。到期後一天期權行使指令卻來了。內勤辦公室的多爾蒂過來對我說,那家公司犯了個過失,沒有及時行使期權,現在他們問我的客戶是否願意接受行使請求。我問多爾蒂在通常情況下如何處理這類事情。他說:“哦,只有傻瓜才願意接受他不必接受的期權行使請求。”我不願被人認為是傻瓜,所以我代表客戶拒絕了行使請求。當我將這筆飛來橫財向西德尼彙報時,他建議用這筆錢到亞特蘭大城一起度週末(當然要帶上妻子)。我們便照此行事。我們住了最好的飯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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