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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吳大的部隊，還是真的跟日軍接戰了，並沒有說了不練。只是戰績跟淮軍一樣，打一仗敗一仗，“三戰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開戰的時候，我估計什麼“投誠免死牌”之類的也沒有立起來。投降的日本人，一個都沒有。一天管兩頓飯，以及用輪船送投降的日本官兵回國諸事，自然都談不上了。倒是被圍在劉公島的北洋水師，全體被俘，被人裝在一艘卸除了槍炮的訓練艦上，送了回來。

湘軍和淮軍是中國學西方搞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中日開戰之前，中國計程車大夫，一致認為日本軍隊，不及湘、淮軍遠矣。就連世界輿論，也大多看好中國。沒想到真的動起手來，如此不中用。兩軍輪番上陣，結果連一個小勝仗都沒有打過。據對陣的日軍說，中國兵打仗一上來就亂槍齊放，等到子彈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們撤退的時候了。看來，“精槍快炮”，而且“素有準頭”，只是嘴上說說而已。手裡不比日軍差的洋槍洋炮，所起的作用，倒更像是過年放的鞭炮。

甲午兵敗是因為開槍不瞄準

張　鳴

近代中國計程車兵接受了洋槍隊的全部裝備，也接受了洋操的訓練，連英語的口令都聽得慣熟，唯獨對於瞄準射擊，不甚了了。1920年直皖大戰，動用20多萬兵力，打下來，也就傷亡200餘人，真正戰死的也就幾十人。

瞄準射擊是步兵進入火器時代的基本要領，可是這個要領，中國人掌握起來，很是費了些功夫。引進洋槍洋炮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在這個問題上，國人一直都相當熱心而且積極，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對此也只發出過幾聲不滿的嘟囔，然後就沒了下文。鬧義和團的時候，我們的大師兄二師兄們，儘管宣稱自家可以刀槍不入，但見了洋槍洋炮，也喜歡得不得了。不過，國人，包括那些職業計程車兵，對於洋槍洋炮的使用，卻一直都不見得高明。19世紀60年代，一個英國軍官來訪問中國，在他的眼裡，淮軍士兵放槍的姿勢很有些奇怪。他們朝前放槍，可眼睛卻看著另一邊。裝子彈的時候，姿勢更是危險，徑直用探條搗火藥（那時還是燧發的前裝槍），自己的身體正對著探條。

過了30餘年，洋槍已經從前裝變成更現代的後膛槍，而且中國軍隊也大體上跟上了技術進步的步伐，用後膛槍武裝了起來。可是，士兵們的槍法，卻進步得有限。義和團運動中，攻打外國使館的主力，其實是董福祥的正規軍，裝備很是不錯。從現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軍士兵大抵手持後膛槍，而且身上橫披斜戴，掛滿了子彈。可是，據一位當時在使館的外國記者回憶，在戰鬥進行期間，天空中經常彈飛如雨，卻很少能傷到人。由此看來，1萬多名董軍加上數萬義和團，幾個月打不下哪怕一個使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軍隊如此，別的中國軍隊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海軍的表現大家都罵，其實人家畢竟還打了一個多少像點樣的仗。而陸軍則每仗敗北，從平壤一直退到山海關，經營多年的旅順海軍基地守不了半個月，丟棄的武器像山一樣。威海的海軍基地周圍，門戶洞開，隨便日本人在哪裡登陸。當時日本軍人對中國士兵的評價是，每仗大家爭先恐後地放槍，一發接一發，等到子彈打完了，也就是中國軍隊該撤退的時候了。當年放槍不瞄準的毛病，並沒有多大的改觀。

進入民國，中國士兵腦袋後面的辮子剪了，服裝基本上跟德國普魯士軍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軍師旅團營連排了，可不瞄準拼命放槍的喜好卻依然故我。張勳復辟，段祺瑞馬廠誓師，說是要再造共和。討逆軍裡有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曹錕的第三師、李長泰的第八師，都是北洋軍的勁旅，對手張勳只有五千辮子兵。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北京政府顧問莫里循目睹了這場戰爭，他寫道：“我從前住過的房子附近，戰火最為熾熱。那天沒有一隻飛鳥能夠安全越過北京上空，因為所有的槍幾乎都是朝天發射的。攻擊的目標是張勳的公館，位於皇城內運河的旁邊，同我的舊居恰好在一條火線上。射擊約自清晨五時開始，一直持續到中午，然後逐漸減弱，斷斷續續鬧到下午三時。我的房子後面那條衚衕裡，大隊士兵層層排列，用機關槍向張勳公館方面發射成百萬發子彈。兩地距離約一百五十碼，可是中間隔著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宮城牆。一發子彈也沒有打著城牆。受害者只是兩英里以外無辜的過路人。”最後，這位顧問刻毒地向中國政府建議，說他同意一個美國作家的看法，建議中國軍隊恢復使用弓箭，這樣可以少浪費不少錢，而且還能對叛亂者造成真正的威脅。

中國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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