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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策略在競爭者超過兩個之後就不再適用了。即便只有三條船隻，假如一條船偏向右邊，一條船偏向左邊，成績領先者就得擇其一，確定自己要跟哪一條船。

股市分析員和經濟預測員也會受這種模仿策略的感染。業績領先的預測員總是想方設法隨大流，製造出一個跟其他人差不多的預測結果。這麼一來，大家就不容易改變對這些預測員的能力的看法。另一方面，初出茅廬者則會採取一種冒險的策略：他們喜歡預言市場會出現繁榮或崩潰。通常他們都會說錯，以後再也沒人聽信他們，不過，偶爾也會有人做出正確的預測，一夜成名，躋身名家行列。

產業和技術競爭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在個人電腦市場，IBM的創新能力遠不如將標準化的技術批次生產、推向大眾市場的本事那麼聞名。新概念更多是來自蘋果電腦、太陽電腦和其他新近創立的公司。冒險性的創新是這些公司脫穎而出奪取市場份額的最佳策略，大約也是惟一途徑。這一點不僅在高科技產品領域成立。寶潔作為尿布行業的IBM，也會模仿金佰利（Kimberly

Clark）發明的可再貼尿布粘合帶，以再度奪回市場統治地位。

跟在別人後面第二個出手有兩種辦法。一是一旦看出別人的策略，你立即模仿，好比帆船比賽的情形；二是再等一等，直到這個策略被證明成功或者失敗之後再說，好比電腦產業的情形。而在商界，等得越久越有利，這是因為，商界與體育比賽不同，這裡的競爭通常不會出現贏者通吃的局面。結果是，市場上的領頭羊們，只有當它們對新生企業選擇的航向同樣充滿信心時，才會跟隨這些企業的步伐。

3　．直奔牢房

有這麼一個笑話，說的是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有一位樂隊指揮坐火車前往下一個演出地點，正在車上翻看當晚將要指揮演奏的作品的樂譜。兩名克格勃軍官看見他在讀著什麼，錯把樂譜當成某種密碼，立即將他作為間諜逮捕了。他爭辯說那只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卻無濟於事。在他被投入牢房的第二天，審問者自鳴得意地走進來，說：“我看你最好還是老實招了吧。我們已經抓住你的朋友柴可夫斯基了，他這會兒正向我們招供呢。”

這個笑話成了介紹囚徒困境的開場白，而囚徒困境可能是最廣為人知的博弈。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它如何匯出符合邏輯的結果：假設克格勃真的逮捕了某人，而此人的惟一罪名就是取了“柴可夫斯基”這麼一個名字，而且克格勃將樂隊指揮和他分開進行審問。如果這兩名無辜者否認克格勃指控的罪名，那麼，他們將分別被判處3年徒刑。①

如果樂隊指揮昧著良心承認罪名，其中還牽涉到那位素不相識的所謂“同謀”，

柴可夫斯基卻仍然否認罪名，那麼，樂隊指揮可以在1年之後獲得自由（以及克格勃的讚賞之情），而柴可夫斯基則會因拒不認罪而遭到嚴厲懲罰，被判處25年徒刑。當然了，假如樂隊指揮與柴可夫斯基調換一下，樂隊指揮拒不認罪，柴可夫斯基不但屈從認罪，還把他供了出來，那①

還有一個笑話講的是古拉格（Gulag）的老囚犯問新來的囚犯：“你的刑期有多長？”回答是“10

年。”“你究竟做了什麼啦？”“什麼也沒做。”“不可能，一定搞錯了。什麼也沒做的刑期只有3年而已。”

麼，兩人的下場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假如兩人同時認罪，那麼，他們都將被判處這一罪名的標準刑罰——10年徒刑。①現在設想樂隊指揮的思路。他知道柴可夫斯基要麼招供，要麼拒不認罪。假如柴可夫斯基招供，樂隊指揮若是拒不認罪或招供，與之對應，他會被判處25年或10年徒刑，相比之下，對他來說招供的下場顯然略勝一籌。假如柴可夫斯基拒不認罪，樂隊指揮若是同樣拒不認罪或招供，與之對應，他會被判處3年或1年徒刑，相比之下，對他來說招供的下場仍然略勝一籌。由此可見，招供顯然是樂隊指揮的最佳做法。

而在捷爾任斯基廣場（Dzerzhinsky

Square）另一個單人牢房裡，柴可夫斯基也在做同樣的盤算，得出同樣的結論。當然了，結果是兩個人同時招供。之後，當他們在古拉格群島（Gulag

Archipelago）流放地見面，說出各自的經歷後，比較一番，就會發現，他們其實吃虧了。因為，假如他們兩人都拒不認罪，他們兩人的刑期都會大大縮短，早日重獲自由。

假如他們在接受審問之前有機會見面好好談清楚，那該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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