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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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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婚姻相互聯結。除了特殊的例外,士族與庶族之間是不通婚的。

門閥制度的存在,加強了士族的地位和獨立性。政權有興替,朝代有更迭,士族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其地位卻很少受影響。他們在客觀上也給這個動亂的時代帶來某種穩定因素。但在士族與皇權、士族與庶族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產生矛盾。皇權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採用各種方法來抑制士族勢力的過度膨脹,包括任用庶族人士。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艱難,但並非毫無機會(南朝宋、齊、梁、陳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門)。他們對士族控制政治權力的現象,常常提出強烈的抗爭。

以上簡述了魏晉南北朝社會的一些基本特點。但絕不能因此把這一時期看成是一片黑暗。雖然,相比於歷史上長期統一的王朝,這一時期的國家分裂和社會動亂顯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範圍並不小的區域性統一,動亂中有時間不算短的間斷的安寧。中國傳統的以農業和小手工業為主的自然經濟,在各個區域性地區仍然可以發展。尤其是東南地區,到漢代為止還相當落後,經過六朝相繼開發,終於建成了較為發達的經濟、文化。簡單地說,經過魏晉南北朝,中國經濟的重心已從黃河流域逐漸轉移到長江流域。這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一時期的民族矛盾雖然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漸走向和睦相處,並且終於形成民族的大融合。當時進入中原的各個少數民族,後來大都成為漢族的一部分,並以他們的文化,極大地豐富了漢族的文化。這在中國歷史上,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從社會思想來說,魏晉南北朝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社會思想顯得自由活躍,各種學說同時並興,某些異端思想也得以流行。人們思考了許多新的問題,在哲學本體論、思辨邏輯、社會倫理觀、人與自然之關係等諸多方面,提出了重要的看法。這是繼戰國“百家爭鳴”以後,我國曆史上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股重視個體價值的社會思潮,而且它本身又是推動社會思想和學術文化多樣化的重要動力。

馬克思說:“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因而也就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顯得越不獨立,越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①換言之,個人相對於群體的獨立地位以及相應的獨立意識,是隨著歷史的進步而成長的。追溯到先秦時代,可以發現:那個時代對於個性價值的認可非常有限。中原文化強調個人與群體的一致性固不必說;即便南方文化,以屈原的作品為代表,雖然在當時而言已經表現出相當強烈的自我意識,但他的人生價值觀仍然是同社會公認的政治、道德原則密切相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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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7頁。

在屈原與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發生衝突時,他敢於堅持自己的立場,決不因個人的孤立而妥協,這是他的自我意識強烈的表現;但是,他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始終相信自己的言行比他的對手的言行更符合社會公認的政治、道德原則。對於宗族國家和君主(不管他多麼荒唐)的忠誠,是屈原難以放棄的東西。在戰國諸子的爭鳴中,我們所能看到的,主要也是如何建立和建立何種社會規範的不同意見。《莊子》也許比較特殊,它對以儒家為代表的關於社會禮儀制度的設想提出嚴厲的批判,把“自然”作為最高的原則,因而為後世具有異端傾向的人們提供了理論出發點。但是,《莊子》的思想,主要是探求個人在黑暗的社會中如何自我保全和自我解脫,並不主張個人在社會實踐中爭取應有的權利和自由,甚至反對這一點,因此,也不能認為這是對個性價值的真正重視。

秦、漢所建立的高度集權的政權,出於特定的歷史需要,強有力地抑制了社會的思想自由。漢代經過改造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學,在“天命”這個虛假的前提下編織起禮教的密網,從根本上削弱了人的個體意識和創造精神。直到東漢中期以後,才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趨於衰微。這方面的情形我們在漢代部分中已經敘述。而曹操的執政,又加速了這一過程。他為政求實效,為人隨便,思想通脫,對儒家那一套迂腐的德行學問、僵死的禮儀規度根本看不起,因而促使社會能夠容納各種非正統的思想。在曹操徵求人才的令文中,甚至公然要求推舉“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這對儒家思想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在這樣的情況下,自東漢後期以來,老莊哲學以一種新的面貌興起。對儒學感到厭倦計程車人,利用老莊哲學標榜“自然”和“無為而治”等基本特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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