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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陷入困境。也就是說，企業供給原有的產品結構已經無利可圖，必須進行結構調整，而結構調整所需資金已經難以得到有效滿足。

其三，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中國的非國有經濟，在改革初期對整個經濟的發展和穩定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其對整個經濟的內在制約日益突現出來：一方面，非國有經濟（尤其鄉鎮企業）的發展，初起是一種爆發型的，即是多年壓抑的生產力和社會閒置財貨資源的新組合，一旦這種受壓制的潛能充分釋放出來，其增長的力量也就趨於消失；同時，其發展雖然是在國有經濟的夾縫中，但卻是在政策優惠的沃土上實現了自己的資本積聚。改革的深入，不斷使這些夾縫和優惠政策失去了應有的優勢和特殊地位，非國有經濟的處境就不那麼輕鬆了，1998年非國有經濟的投資零增長和融資難現狀，都充分說明這一點；另一方面，在國有經濟需要進行戰略性重組之時，非國有經濟也面臨著結構性轉換的難題。非國有經濟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管理和規模結構問題。時至今日，無論是管理還是規模結構上，私營經濟都已走到自身的頂點，要取得較好的發展，必須儘快進行結構性調整和擴張。但非國有經濟與國有經濟同樣面臨著融資難問題，90年代後期非國有經濟增長大幅度下降，主要根源就在於此。時至今日，私營經濟仍步履維艱。

從商品供求市場來看，一方面存在大量需求潛力無法滿足，另一方面存在大量商品的供給過剩無法消化，從而形成反市場的“過剩”與“短缺”並存的獨特商品市場困境。也就是說，整個經濟陷入消費層面“買不起”和“買不著”並存，供給層面“賣不出”與“無力供應”並存的困境之中，表現出明顯的反市場態勢。這種困境，實際上是由於城鄉二元結構、金融二元結構和公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二元結構在中國整體漸進式改革程序中相互作用、共同構成複雜的結構體系形成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特經濟困境。用西方經濟學引入勞動力市場擴充套件的IS—LM模型解釋，中國的微觀經濟市場存在著嚴重的非均衡剛性，這種剛性是由一系列剛性—工資剛性、就業剛性、資金價格剛性、商品成本剛性——構成，而這一系列剛性的形成，則是由於政府一系列政策與制度長期交織運作積累而成的。改變這種狀態，必須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與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上面微觀經濟執行的三個市場都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從而導致中國經濟的宏觀經濟困境。而中國區域經濟，主要是存在以產業結構差異為核心的二元結構，這種產業結構差異，不僅是產業層次的差別，更重要的是還表現在生產方式、融資方式、產業結構等的差距上，這一切的根源在於政府幹預經濟的方式與市場化程度的差別，當然，這種差距是由於政策和國家整體改革戰略部署造成的。

（4）最後看區域結構。我們知道，國民經濟整體是由各個區域經濟共同構成的，區域經濟的綜合水平與發展趨勢，基本上代表著國家整體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同理，微觀經濟市場狀況也同樣表現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之中。

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整體經濟的同質性被區域經濟的差異性所替代，這種差異性實際上是差別政策實施導致的產業結構差別以及由此形成的經濟執行機制的差別。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隨著改革開放和國家政策的支援率先獲益，並利用市場優勢不斷透過市場機制調動內地的生產要素（包括貨幣資金）。原有的依賴行政性的中央財政和國家計劃金融體系進行的生產要素的轉移、利用區域優勢互補、均衡發展的經濟模式被打破，人為的利益均衡被新的市場競爭所替代，形成了區域間不同的生產成本和利潤水平。區域經濟差異在受到市場力影響的強大作用下拉開，並在特定的經濟結構、資源狀況和戰略導向下形成了不同特徵的經濟區域。雖然按照市場擴張與平均利潤率趨向，達到區域間成本、利潤率趨同，從而消除區域結構差異的經濟發展是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的內在要求，但這是需要透過統一市場的擴充套件這一較長過程漸次推進完成的。所以，全國經濟將在這個過程中形成若干個不同層次的經濟區域，這一結構狀況作為更為宏觀的層面，與微觀市場的結構狀況交織在一起，又形成新的微觀二元結構市場運作狀態，正是這種特殊的狀態，從更為宏觀和整體層面制約和左右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最終決定著中國經濟的整體素質。

其一，區域間的勞動力市場。由於區域二元結構，導致東部與中西部區域之間存在勞動力的價格差異，同時也存在著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差異。這種差異，一方面導致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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