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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調整和相對穩定。經過20餘年的調整、變化，政府收入比重由1978年的33。9％下降為1999年的18。2％，企業收入比重由11。1％上升為13。3％，居民收入比重由55％上升為68。5％。如以十等份表示，可把改革開放以來三者分配比重變化大體概括為從1978年的3：1：6變為1999年的2：1：7。具體而言，三者收入分配關係的演變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1。顯著變動階段（改革初期~1988年）。政府和企業可支配收入佔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所佔比重持續上升，宏觀收入分配向居民個人傾斜。1978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係為33。9％：11。1％：55％。到1988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係變為21。2％：8。3％：70。5％。

2。校正階段（1990年~1994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的幅度明顯減小，而企業收入比重則穩步上升，宏觀收入分配向居民個人傾斜的狀況得到一定校正。1990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係為21。5％：9。1％：69。4％。到1994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係變為18％：16％：66％。

3。相對穩定階段（1995年至今）。儘管年度間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的比重有升有降，但升降幅度很小，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處於相對穩定狀態。

進入90年代，市場機制對收入分配的凋節作用增強，宏觀收入分配向居民個人傾斜的狀況得到一定校正，居民收入與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保持同步增長趨勢。1992年以來，隨著國民經濟“回升—過熱—回落”的週期變化，居民收入也經歷了由上升轉為回落的過程，與經濟總量增長基本保持了同步變化。1990~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與居民收入增長率的比值由1979~1988年的1：1。19降為1：0。94。1994~1999年二者的比值穩定在1：1。06。中國躲過了東南亞金融風波，避免了由此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危機包括政治危機，這是一件大好事。由此許多人認為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能力大大提高，已經走向成熟。對於政府調控經濟已經或者正在走向成熟，人們已經感受到這一點。但是我們認為，計劃經濟我們搞了幾十年，經驗和教訓同樣多，搞市場經濟我們才剛剛交了學費。我們認為這種成熟至少慢了5年，因而我們認為上述中國政府、企業、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趨近穩定存在不科學性，進而說明政策調整力度不夠或者說還沒有到位。不是狂妄，而是現實，這幾年，政府的收入在大幅上升，而企業、居民的收入提升則很小，至少說沒有同步。這一點將在金融章節細談。

我們還是認為：消費層級從千元級到萬元級或者十萬元級的升級，這是一個很大的臺階，也是一個很高的臺階，登上這個臺階需要越來越多的人有越來越高的收入。而越來越多的人有越來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資、大量的貨幣…，需要不斷的‘通脹’。

治理通貨緊縮，不是要對過高的價格做過多的限價、管制。而是要對生產環節和流通領域的進一步治理。要按照分工的原則，在生產環節要徹底走出鄉鎮辦企業、政府機關辦企業、軍隊辦企業、學校辦企業…的誤區，要堅決淘汰那些低層級、低水平的生產企業。中國經濟的障礙已經從生產領域轉到流通領域。我們需要對流通的治理、對流通渠道的治理。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要搞市場經濟，搞大流通，要有專門的流通管理部門，制定政策、制定法規，制定規則，規範流通渠道。……

國有企業‘三年脫困’　了嗎！

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說上層建築的各項改革都是為了這個經濟基礎，國有企業改革已經走過了艱難曲折的歷程，國家宣佈，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目標基本實現，到底怎樣？

1。我們解決了什麼問題據報道，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脫困工作出現了轉折性變化。一是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扭虧脫困取得進展。1997年底的6599戶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到2000年底，已減少70％以上；二是大多數地區經濟效益明顯提高；三是重點行業經濟效益繼續好轉；四是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明顯好轉。截至2000年底，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300億元。中央提出的用三年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的目標基本實現。據2002年2月25日《經濟日報》的報道，國有企業改革與脫困三年目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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