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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情況證明了雷英夫的判斷極為準確。毛主席高興地說押不要認為美國如何如何，我們的小參謀就能預測出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行動，而且那麼準確，這可以說在軍事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

不被假象所迷惑，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不迷信定論。迷信已有的定論，容易限制人們的眼界。時代在發展，社會在前進，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認識水平也在不斷發展變化，過去形成的不少定論，有的可能過時了，而有一些定論壓根就是不正確的。比如哥白尼發現日心說以前，太陽圍著地球轉已經是定論，如果人們一直對此迷信不疑，那麼就只好永遠錯下去。實際上，這一定論本身就是被假象所迷惑的結果。

我們過去學習歷史，一直對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秦軍在長平坑俘４０萬的說法深信不疑。書中講到，公元前２６０年，秦趙兩國的軍隊戰於長平，趙括兵敗，率領軍隊投降，他手下計程車兵４０多萬人被秦軍全部活埋。北宋時期的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鑑》時，也認為長平之戰趙軍４０萬人被殺害。有兩個大家在兩本名著裡認定，因此，人們有理由堅信，這件事是已成為定論的歷史鐵案。但實際上，早在南宋，大學問家朱熹就對此事提出了疑問。有一次，朱熹在給學生講課時說：司馬遷認為長平坑殺趙軍４０萬人，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趙軍戰敗是事實，如果說４０萬人被活埋，那需要多麼大一片地方呀！另外，哪有４０萬人肯乖乖被活埋的道理？因此，這件事情是絕對不可相信的。認真思考一下，朱熹的疑問的確有道理，如果把４０萬人埋在一個地方，若干年後，這個地方被挖開，必然是累累白骨，慘不忍睹。可是，自戰國以後，無論哪朝哪代的史書中，都沒有發掘大量白骨的記載，難道那４０萬具遺骸腐爛得一點蹤跡都沒有留下？特別是現代，馬王堆、兵馬俑等都相繼被發現和挖掘，假若真有坑埋４０萬人的遺址，早已被發現了。可以說，在沒有發現物證前，完全有理由懷疑秦軍坑埋４０萬戰俘之說是假的。

鄧拓說過，經驗證明，有時候對某個問題，如果有先入為主的觀念，那麼，在進行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就很容易發現許多符合自己胃口的材料，而對於不符合自己胃口的材料和意見，就看不進去，也聽不進去。所以，機關幹部對任何問題的看法，一定要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雷英夫在一篇文章中（事見軍事誼文出版社《司令部建設———參謀工作》），曾講述了朱德總司令看問題有獨到見解的生動事例，抄錄如下：

１９４３年，我有一次在總司令家裡修改報告提綱，吃驚地發現他對《三國演義》熟極了，對諸葛亮、劉備、曹操、司馬懿、孫權、周瑜、陸遜等都有深刻的分析。他說諸葛亮被人神化了。諸葛亮雖然很有本事，有許多高明的見解，幹過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對蜀國有很大貢獻，對後人有很多啟發和教育，是一位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以至於廣大人民群眾都喜歡他，把他作為智慧的化身，當作無所不知、無往不勝的神人，但諸葛亮的錯誤缺點也很多，有些還很嚴重。以指揮作戰來說，“六出祁山”就很笨，按照當時情況，魏延建議諸葛亮率主力出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長安，兩路人馬夾擊曹兵，這個意見是正確的。司馬懿也是這種主張，說：“若是吾用兵，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但諸葛亮不敢用此計，堅持只出祁山的錯誤主張，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六出祁山，完全是頂牛陣，老一套。結果一事無成，打不開局面。論工作方法，諸葛亮有著嚴重的事務主義，事無鉅細包辦代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結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事情也未辦好。司馬懿看準了諸葛亮這一個弱點，定下了和他打持久戰（蘑菇戰）的方針，說：“孔明食少事煩，豈能久乎？！”硬把諸葛亮累死拖死了。論用人，諸葛亮有宗派主義傾向，只喜歡順從自己的人，聽不得一點不同的意見。這一點比曹操、孫權差多了。關雲長、魏延、馬謖都未用好，不該用的用了，不該殺的殺了，弄得後繼無人……這些精闢的見解，我是第一次聽到的，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讀過《三國演義》，但都是隨著書跑，把諸葛亮當作神明，人云亦云，沒有新鮮獨到的見解。總司令的指點，使我如夢初醒，頓開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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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細微現象不忽略不計

陳毅元帥曾經告誡機關參謀人員：有些雖然是小問題，卻埋藏著大的危機，所以機關工作者對小問題的觀察，應如獵犬般敏銳，不能放鬆一點一滴小問題，粗枝大葉是不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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