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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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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在這次令人愉快的遊覽之後,晚餐前勃列日涅夫讓我們坐下來進行一次會談。他不久前還打趣地拍拍我的背,而現在又開始憤怒地譴責我為結束越南戰爭所作出的努力,並指責我企圖透過與中國建立新的關係來對他施加壓力,那時我突然想起了傑基爾博士和海德先生。他這次出擊僅僅是長時期攻擊的第一手。連續三小時,勃列日涅夫、阿歷克賽·柯西金、尼古拉·波德哥爾內惡狠狠地輪番對我進行責罵,猶如克格勃的審訊者輪流審問一名難以對付的嫌疑犯一樣。

然而,會議剛結束一會兒,我們上了樓,在晚餐席間進行了一次十分親切的談話。我照例開了一個玩笑,我說,不能讓基辛格喝得太多,因為過一會兒,他還要與葛羅米柯談判。這句俏皮話把蘇聯領導人大大地逗樂了,他們紛紛前去,借各種名義強勸基辛格喝伏特加。看起來,似乎剛才樓下那次語言刻薄的唇槍舌戰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勃列日涅夫象他同代的許多蘇聯領導人一樣,在談論戰爭所帶來的苦難時,感情尤其衝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犧牲了兩千多萬人,對那些苦難歲月是如此記憶猶新,好像這些日子在昨天才結束一樣。

1972年我在電臺和電視臺向蘇聯人民發表講話時,談到一位十二歲小姑娘丹孃的故事,她在日記中挨個地記述了在列寧格勒被日期間,她家庭成員犧牲的情況。我最後說:“讓我們盡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來確保每個孩子免遭丹娘所遭受的苦難。”

勃列日涅夫事後告訴我,我的結束語使他熱淚盈眶。第二年,在聖克利門蒂我家裡的一次私人宴會上,在向他祝酒時,我又重述了那一段話,那時,勃列日涅夫是滿眶淚水。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繞過餐桌,擁抱了我。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俯身對我說:“我是一個易動感情的人,尤其是當我想起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人時,更是不由自己。”但是,人們不應把那種感情的流露當作是多愁善感。他的聲音是有力而深沉的,這個聲音散發出巨大的吸引力和個人的魄力。他做一些強有力的手勢,常常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有一次他就這種習慣開玩笑地對我說:“每次我站起來,我又作了一次讓步。”他有時滔滔不絕,含糊不清,但他善於巧妙地把話題從他易遭抨擊的地方扯開。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象赫魯曉夫那樣強而有力、機靈、狡猾,毫不遜色。

1973年第二次最高階會議期間,有一天晚上,我們早已結束會議休息,因為勃列日涅夫說,與華盛頓三小時的時差給他帶來不適。然而,幾個小時後,一個特工人員帶著基辛格的口信來到我的房間:勃列日涅夫要求會談。我進行了一番安排,我們就在我樓上的書房中進行會談。勃列日涅夫和葛羅米柯、蘇聯大使安納託利·多勃雷寧魚貫而入時,他大笑著說:“總統先生,我睡不著。”我回答說,這倒是一個談判的好機會,不會被人打斷,也不會使人分心。

以後三個小時,勃列日涅夫在中東問題上不斷地敲打我。

他堅持要求同我們一起,把一項解決辦法強加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他說,至少我們必須就一系列“原則”達成一致的看法,這些原則將指導一項解決辦法,例如以色列軍隊從所有佔領的領土上撤走,承認兩國的疆界以及謀求這項解決辦法的國際保證等等。

我回答說,爭端的任何一方不會、也不應該接受一項強加給它的解決辦法,相反,我們應該使雙方開始會談。我指出,如果我同意他的“原則”,那我將損害以色列的權利。我堅決認為,如果我們事先制定了有爭論的原則,那雙方將拒絕進行談判——在這種情況下,原則將使他們的目的落空。

有一陣勃列日涅夫裝出看手錶和皺眉的樣子。他說:“可能我把你搞得十分疲倦了。但我們必須達成一種諒解。”他使人毫不懷疑,我們之間的協定必須大大有利於阿拉伯人。他大聲地堅持說,沒有這樣一項解決辦法,他將空手離開最高階會議,並不祥地暗示,他不能保證戰爭將不再捲上重來。他說:“如果原則不明確,我們要避免軍事形勢的逆轉是困難的。”

在這次半夜召開的會議上,他感情衝動到了極點,與第一次最高階會議期間我們在夏季別墅裡就越南問題進行會談時一樣衝動。我仍然拒絕了他關於超級大國進行共管的建議,重申只有透過以色列入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直接談判,才能取得一項持久的解決辦法。在勃列日涅夫作了幾乎一個半小時的獨白之後,我為這次討論收了場,我說,我們應該集中全力,爭取在今年和平解決阿拉伯、以色列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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