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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研究所來說，這可是一場災難。幾十萬美元當作了法律方面的費用，而其中大部分來自以前募捐所得。諸如（巴龍）那樣的金融報刊和一些科學刊物對這一案子所作的報道，也給研究所的名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況且，魯濱遜仍不肯罷休。

對研究所來說，也不是隻有不好的訊息，特別1978年年底的時候，卡梅隆接受了多年來一再向他發出的邀請，終於來到了加利福尼亞，在研究所擔任為期一年的訪問教授。對許多工作人員來說，這就像是春風撲面。魯濱遜走了，那種一觸即發的氣氛也隨之消失。相比之下，卡梅隆為人和善，熱情大方。他和鮑林一直忙於修改一篇論文，其中總結了卡梅隆用大劑量維生素C治療癌症病人的有關結果；為了避開有些人的挑剔，他們刪去了那些缺乏對照試驗的病例，並對原先測定的患者存活率作了適當的修改。這樣，試驗的結果比以前似乎更有說服力了。服用大劑量維生素C的病人，與沒有服用的病人相比，平均多活了將近一年。在接受維生素C治療的患者中，有8位病人在被宣佈為“病人膏盲”以後，又活了三年以上；對照組的病人卻沒有這樣的案例。這篇經過重新加工的論文，像往常一樣拖延了一段時間，終於在1978年9月號《國家科學院學報》上正式發表，編輯部的一位編輯還附上了一篇批評的文章，強調指出，運用歷史性資料作為對照組進行的試驗，與經過隨機選擇的雙盲試驗相比，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

隨後，鮑林和卡梅隆又開始著手將他們的思想撰著成書。這件事情幫助鮑林暫時擺脫了正在進行的法律訴訟給他帶來的煩惱。發生在研究所外面的事情也喜訊不斷。鮑林作為現代化學之父的地位由於一系列新的嘉獎而得到人們的承認。《時代》雜誌甚至在一篇專門的文章中讚揚了鮑林。這篇文章提到，一些美國知名人士列舉了他們認為最有效地改善了人們生活的領袖人物。歷史學家科馬吉提名鮑林，他對讀者說，鮑林“將科學探索和道德領域裡的偉大功績結合起來，透過幾乎是18世紀的方式”發揮了領導的作用。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的提名是天文學家卡爾·薩根。

鮑林以前在促進禁止核試驗的運動中，巡迴演講的內容都已標準成文；現在，為了推廣維生素C，他在作巡迴演說時也有標準的講稿。首先是介紹斯通關於大劑量抗壞血酸的進化論觀點，然後批評美國政府在維生素營養問題上倡導了一種沒有道理的方針。他會指出，在實驗室餵食猴子的標準食譜中，應當將聯邦當局規定的維生素C含量（相當於人的日薦量）增加20倍。他還會告訴聽眾說，當局也許希望實驗用的猴子能保持健康的狀態，因為它們與人不一樣，更換一批是要花很多錢的。

接下去，他會出示一套較大的試管，其中裝滿了不同劑量的維生素C粉末，表明像普通人那樣大小的各種動物每日體內會產生多少維生素C。他對聽眾說，一頭重為刀公斤的山羊，每天在體內會產生13克維生素C，大約可裝至半根試管。他說，身材差不多大小的一個人體內產生的維生素C有這麼多，此時他舉起了一根空空的試管。然後他又舉起裝著只有零星一點維生素C粉末的試管，這就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建議我們每天補充的數量。“這頭山羊體內製造的數量是食品和藥物營養委員會日薦量的330倍，”他說。“我想，這頭山羊關於這一點懂得的知識比這個委員會要多。”

然後，他會告訴聽眾說，目前他本人每天服用的劑量是10克，他是隨著自己對維生素C的知識逐漸增多而逐步增加到這一劑量的。既然他自己寫的書本上建議的劑量只有2克左右，他為什麼還要服用那麼多維生素C呢？你們不必理睬從我的書中讀到的內容，“他說，”因為我在寫這些書時，我不得不謹慎一些——對這個問題我只能一步一步來，否則會嚇壞那些醫生的。“

儘管在科學上還存在著爭議，公眾卻聽從了鮑林的意見。正如鮑林一樣，成千上萬的人發現，每天服用1克以上維生素C，他們感到更有精神了，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維生素C的消費量不斷上升。在30年代的十年裡，需求量增加得很快，儘管供應量增加了，抗壞血酸的批發價還是翻了三番。世界上最大的維生素C製造商霍夫曼·雷羅徹公司在此十年中建造了許多新工廠，生產能力提高了一倍——作為回報，該公司每年都要向萊納斯·鮑林研究所捐款10萬美元。

鱷魚的糞便和木乃伊上的塵土

1979年3月，鮑林和卡梅隆在《癌症研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內容詳盡的文章，全面回顧了維生素C和癌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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